技術迭代的藝術顯影 民族精神的時代鏡像
在光影流轉中致敬“最可愛的人”
技術迭代的藝術顯影 民族精神的時代鏡像
在光影流轉中致敬“最可愛的人”
《志願軍：雄兵出擊》劇照
2025年，適逢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5周年。作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戰爭不僅筑牢了國家安全的戰略屏障，更鍛造出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近70年的影像書寫中，抗美援朝電影以歷史自覺與藝術擔當，在中國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億萬中國人的“記憶之所”。從早期的《上甘嶺》《英雄兒女》，到近年來的《金剛川》《長津湖》系列和《志願軍》系列，抗美援朝電影始終在歷史真實與藝術想象間架橋，完成了對戰爭、英雄與家國內涵的持續重構，成為熔鑄民族精神、凝聚時代共識的文化基因，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三個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創作階段。
1950年至1970年——
著重書寫英雄主義
1953年，歷經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情感空前高漲。新中國為電影工業發展提供了制度支撐，使得電影成為緬懷英雄、弘揚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一批以抗美援朝戰爭為主題的電影相繼問世，如《上甘嶺》《三八線上》《英雄兒女》《碧海紅波》等。這些作品通過集體化的歷史敘事，對宏大的戰爭記憶進行藝術呈現，以浪漫化、崇高化的手法書寫英雄主義，著重歌頌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的愛國主義精神與獻身精神。
1956年創作的首部全景式戰爭片《上甘嶺》突破了傳統戰爭片的紀實性局限，通過坑道內的生命堅守與戰地外的家國抒情，既還原了戰爭的真實性，又完成了對集體主義精神的詩意升華。八連戰士在缺水斷糧的坑道中傳遞蘋果的細節，成為“團結互助”精神的意象，連長張忠發率領眾人堅守陣地24天的英勇事跡，觸動了億萬觀眾的心靈﹔《英雄兒女》以革命浪漫主義的筆觸，塑造王成勇敢無畏的英雄形象，他手持爆破筒高呼“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場景，將個體犧牲升華為超越生命的精神符號，成為一代人關於“英雄”的形象啟蒙﹔《鐵道衛士》則聚焦抗美援朝鐵路運輸保衛戰，以軍事偵察與懸疑敘事結合，展現志願軍后勤戰線的智勇與無畏。偵察科長高健識破敵軍“聲東擊西”的炸橋陰謀，在臨江橋排爆時帶隊潛入險區，打破敵人的計劃，其冷靜謀略與冒險精神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形象代表。
這一時期的作品，英雄人物多被賦予“高大、正義、勇敢”的品格，讓“英雄生來就是英雄”，缺乏作為“人”所擁有的情感波動與成長軌跡，人物形象走向扁平化。反面角色則常被簡單化處理，使得人物的善惡評判流於表面，削弱了藝術作品應有的復雜性與深刻性。
1980年至2010年——
實現類型化突破
隨著改革開放引發的經濟轉型與電影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在1980年后進入敘事范式調整期。盡管創作數量較前一階段有所下降，卻在類型化探索上取得突破，創作出一些類型意識鮮明、以滿足觀眾審美期待為主的作品。
這一時期的創作革新更集中體現在英雄形象的主體性建構上，創作者開始聚焦個體的生命體驗，在歷史敘事中注入人性溫度。《心靈深處》突破“英雄無瑕疵”的設定，通過主人公張森對犧牲戰友的愧疚心理與情感壓抑，揭示戰爭對個體精神世界的創傷。《三八線上的女兵》則以女性軍人的細膩視角，在硝煙彌漫的戰地場景中編織親情、友情與愛情的敘事線索。女護士為傷員哼唱搖籃曲的鏡頭，將英雄的精神境界轉化為可感知的情感符號，在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溫暖中，重構了英雄敘事的情感維度﹔以及《雲水謠》中陳秋水在戰地書信裡對戀人的深情傾訴，《我的戰爭》中孫北川在炮火間隙為戰友整理遺容的細節，意味著英雄不再是被符號化的革命象征，而是承載著親情、友情、愛情的生命主體。
2020年至今——
凸顯影像立體重構
2020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在此背景下，抗美援朝電影迎來繼1950年后的又一創作高潮。與早期作品相比，這類電影憑借更強的技術實力、更大的攝制規模和更契合當代審美的理念，展現出獨特美學風貌，在票房上成績斐然。《長津湖》以57.75億元的票房登頂2021年中國影史票房冠軍，續集《長津湖之水門橋》首周票房破25億元，累計票房40.67億元。《志願軍：雄兵出擊》獲得內地影史中秋檔戰爭片票房第一，續集《志願軍：存亡之戰》斬獲2024年戰爭片內地票房冠軍。這些票房成績是歷史敘事與現代審美融合的結果，也標志著該題材成功實現價值與市場“雙輪驅動”的轉變。其成功緣於民族記憶被喚醒，也得益於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當代重構。
在敘事策略上，這些作品打破早期單一線性敘事模式，構建多視角、多維度的立體敘事框架。《金剛川》採用復調式敘事，借士兵、美軍飛行員、高炮班的平行視角，對工兵連修橋戰斗進行碎片化呈現，在展現戰役全貌的同時，完成了對英雄群像的意義重塑﹔《長津湖》運用三線並行敘事，融合宏觀戰略決策、微觀戰斗體驗和敵軍視角，在冰原戰場的視覺盛宴中體現戰爭的正義與殘酷﹔《志願軍：雄兵出擊》拓展全景敘事，搭建國內、戰場、聯合國三個敘事時空，全方位展現特殊時期國內外形勢，呈現領導人決策、志願軍戰斗及外交博弈全過程。
在人物塑造方面，這一時期作品持續挖掘英雄的主體意識和生命質感，通過小人物的成長經歷譜寫時代英雄的敘事策略，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立體，是個體話語敘述在新時代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書寫。如《志願軍：雄兵出擊》中報務員楊三弟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新兵，因親眼看見戰友犧牲的慘狀后陷入自責，無法重返戰場。在李默尹和劉秘書的關懷下，他全力克服心理恐懼、走出內心陰霾，從一名敏感膽怯的少年蛻變為頑強果敢的鐵血戰士。同時，這一時期的影片在人物設置上並未集中於講述某一位戰士的故事，而是採用群像的方式開展。例如，《金剛川》中塑造了沉穩老練的關磊、火爆執著的張飛、責任感極強的高福來，以及想要通過沖鋒立功為戰友拿回勛章的劉浩等形象。英雄形象的群體式呈現避免了過度個體化的解構，在生命敘事中實現了集體價值的當代重構。
抗美援朝電影的三個歷史階段，既是電影技術迭代的藝術顯影，更是民族精神的時代鏡像。在今天，這些作品仍然向“最可愛的人”表達最崇高的敬意，也依然在訴說著，那些為和平付出的犧牲從未被遺忘，那些關於勇氣、尊嚴與人類命運的思考，將永遠在銀幕上回響。
王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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