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勾勒出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上古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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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去年，李琳之的《元中國時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從考古發現出發，援引史籍，講述了堯舜禹部族的千年恩仇，迥異於傳統的溫情脈脈的禪讓傳說，立刻引起不小轟動。不久前，新作《前中國時代》又面世，李琳之的目光投向了五帝時代，那是一個更久遠也更陌生的時代，以傳統說法而言，也是一個更美好更理想的時代。但李琳之透過歷史迷霧、分析史料典籍、考察文化遺址，揭示出的卻是一個蒙昧蠻荒的世界。但就在蒙昧蠻荒中，孕育著文明的因子，“中國”躁動著，像即將躍出地平線的太陽。
　　李琳之並非歷史和考古方面的專家，作品由是引起不小的爭議。但李琳之認為，他的每個觀點，都來自於對古籍史料的解讀研判和對文化遺址的考察分析，經得住批駁和反問，記者提出的每個問題，他都嚴謹地做了解答，以至於遠遠超出一般稿件的篇幅。記者遂盡可能保持其回答原貌，同時也希望給讀者盡可能地展現出他勾勒的那幅上古歷史畫卷。
　　1　前中國時代已經具備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山西晚報：“前中國時代”是否可以稱為“中國”？這個中國是文化意義上還是空間意義上的？
　　李琳之：“前中國時代”中的“中國”有著特定的含義，是指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即已經具備國家形態雛形的中國。不管是空間意義上，還是文化意義上，它都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題中之義。“前中國時代”是指最早政治意義上的中國誕生之前的一段時間，大致距今6000年到4300年。這段時間是文化意義上中國形成和發展時期，亦即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孕育時期。如果按照文化意義中國的標准，是可以稱為中國的，但如果按照政治意義中國誕生的標准來說，隻能稱之為“前中國”。
　　山西晚報：這個時代和之后的時代，在文化或精神上有什麼相通之處？您發現了什麼証據？
　　李琳之：這個時代和之后至商王朝覆亡這段時期，我分別稱之為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和早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是指最初的政治意義上中國誕生的雛形時期，大約距今4300-3800年。從文獻記載看是“五帝”后期，即堯舜至夏代早中期﹔早中國時代是指政治意義上中國完全形成之后最早的那段時期，大約時間為距今3800-3046年。從文獻記載看，是夏代晚期至商代結束這段時期。
　　前中國、元中國和早中國三個時代，在傳統的中國文化理念上是一脈相承的。這重點表現在龍文化、歷法文化、敬天祭祖文化和玉文化等，在這三個時代都被先人們奉為圭臬，成為了他們共同認可的核心文化理念。
　　以龍文化為例。距今6450年前的濮陽西水坡后崗一期文化45號大墓發現的蚌塑龍虎鹿等圖案，是迄今所見最早具備完整中國文化意義上的龍形物，該圖案的擺放及其整個大墓形制的設計規劃也是史前中國比較早的歷法和星宿思想的實物體現。隨著后崗一期文化主動或被動地在中原地區向外廣泛傳播，龍這一靈動而神秘的身影在之后2000多年的時間裡，先后出現在西遼河流域、長江中下游流域和黃河中下游流域等諸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
　　進入元中國時代之后，龍又以栩栩如生的圖像形式被繪在陶盆上，先后出現在陶寺遺址的四座王陵中，成為最早的中國圖騰。在早中國時代，夏王朝統治者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龍文化，繼續將龍作為了國家圖騰和天子的象征。如二裡頭二期宮殿院落發掘出的一座王墓中，墓主骨架頭部前面就擺放著一條大約由2000塊綠鬆石和一些玉料制成的“龍”形物。
　　2　任何粉飾和涂抹都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山西晚報：您在《前中國時代》中提及了許多類型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如何判斷一種文化是弱勢的，另一種文化是強勢的？
　　李琳之：判斷一種文化是強勢還是弱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看它的內涵豐富程度，這主要表現在其所遺留文物數量的多少和文物質量等次的高低﹔二是看該文化中心遺址面積的大小，該遺址是普通聚落、環壕聚落還是更高級的城﹔三是看該文化所覆蓋范圍的大小，也就是說，看它的勢力范圍有多大﹔四是看它影響范圍的大小，亦即看它在其他不同文化中出現的器物種類、數量、頻率和所佔比重有多少﹔五是看該文化持續時間的長短。
　　山西晚報：那在錯雜的多種文化中，如何斷定一種文化侵略了另一種文化？
　　李琳之：這屬於考古界的一個難題，因為這涉及到文化的傳承和變異等相關問題，但也並非無標准可循，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看該文化系統中所繼承的本地文化因素多還是吸收的外來文化因素多﹔二是看新出現的文化因素中，本地文化因素和外來文化因素各佔比重大致有多少。
　　這裡面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問題，是要看這支文化中屬於精神信仰的文化因素和日常用品文化因素，在本地文化和外來文化各佔多大比例。一般而言，屬於精神信仰的文化因素是某一族群所固守的文化傳統，它不會因部族的遷徙而輕易改變，一旦有機會，它就會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通過物化在聚落、住宅、墳墓、器物上表現出來。譬如，聚落住宅的布局和結構，墳墓的形制和朝向，器物的形制和紋飾等，實際都在體現著該族群長期以來所堅守的傳統信仰。與此不同的是，那些“鍋碗瓢盆”一類的日常用品，較容易被外來族群所吸納，一般很難體現出其主人的本地或外來屬性。
　　隨著考古技術的日漸發展，古人類DNA鑒定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手段也逐漸在考古實踐中得以應用，這樣一來，一支考古學文化主人的構成比例，尤其是上層統治者到底是本地人還是外來者，就可以更明確地從中觀察出來。
　　山西晚報：在您的書中呈現了史前中國大地上各部落互相征伐、野蠻而殘忍的景象。但儒家所說的三皇五帝時代，是大同之世，是一個黃金時代，您的看法與之有本質的區別。
　　李琳之：儒家的敘事傳統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諱莫如深，深則隱”，其目的是打造血統一致的先祖文化，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尋找“受天命”的正統依據。
　　文化和歷史是兩個概念，文化是求同，歷史是求真。求同就必然會導致虛飾、美譽，乃至造假。所以，儒家所謂的三皇五帝時代，尤其說西周乃大同之世、乃黃金時代，更多是儒家的理想，而非歷史本身的真實狀況。《前中國時代》呈現的史前中國大地上各部落互相征伐、野蠻而殘忍的景象，是通過考古學所揭示出來的真實場景。要還原歷史，就必須秉持客觀、真實的原則。任何粉飾和涂抹都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3 史料典籍中的話並非金科玉律
　　山西晚報：您對古籍的解讀，有沒有“六經注我”的傾向？比如說，您把黃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釋成黃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在您的書中，您把古籍中大多帝王領袖的父子關系解讀為部族和它的衍生部族。
　　李琳之：“六經注我”的情況肯定會有，但這不是我的意願。盡管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在盡力避免，然而作為一個能動性很強的主觀個體，要受到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多多少少總會把自己的主觀性判斷強加在上面，這不是我，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一個情況。
　　我在書中把黃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釋成黃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也是這樣一種情形。
　　首先，黃帝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延續有近千年的族群或族群領袖的統稱，這在古籍中有記載，在當代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也是一個基本常識。既謂之延續有近千年的族群或族群領袖的統稱，何來生子“二十五”？這顯然說不通。
　　其次，所謂“子”在古代有多種內涵，有時指兒子，有時也指女兒﹔有時是對人的尊稱，有時也用於計時，如子時、子夜。更重要的是，“子”還指代某種爵位，如子爵等。所以，黃帝生子“二十五”人如果從字面解釋的話完全可以理解為：從黃帝族群中衍生出來二十五個部族，而這二十五個的部族首領統稱為象征某種爵位或官位的“子”。汪海波所著《蚩尤考証》（齊魯書社2014年版），就認為戰漢文獻所謂“黃帝之子”“蚩尤叛父”雲，並非是指血緣之父子，而是指臣屬關系。
　　再次，黃帝生子“二十五”人雲雲，其實是一種神話的說法，是用來突出黃帝作為“人神”的偉大。我們要探究的是不摻雜虛飾成分的真實歷史，所以不能糾結於表面上的詞句，而要掀開神話的外衣，去揭示這一神話所要反映的本質內容，否則，我們的研究就會偏離正常的軌道。
　　我在書中把黃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釋成黃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是基於對黃帝時代的考古學觀察所作出的結論，因為黃帝族群的遺存——西陰文化恰恰可以根據地域文化面貌劃分為若干類型，而這若干類型就是西陰文化向外擴張的產物，亦即西陰文化的子文化。另外，“二十五”不是一個確數，而是表示多的意思。
　　山西晚報：也就是說，在學術上也是能站住腳的。
　　李琳之：10月30日，清華大學教授賈連翔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清華簡關於戰國時期“百科全書”的新發現》一文，簡文有“黃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長成人，乃作為五兵”這樣的說法。如果從表面看，清華簡這個記載同其文獻對黃帝、蚩尤的記載是矛盾的。但我們把眼界放寬一些，就會發現這個說法同上述黃帝生子“二十五”人的說法是暗相契合的。《管子·五行》記載，涿鹿之戰蚩尤戰敗被殺后，留在當地的蚩尤九黎族首領沿襲了蚩尤的名號，並成為黃帝手下著名的“六相”之一“當時”。“當時”是一個觀天測象、制定歷法的官職。而蚩尤部族所活動的核心地區豫北冀南在涿鹿之戰后變成了西陰文化的子文化——釣魚台類型。
　　"清華簡"這個最新發現說明了我的解釋是比較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的。
　　不獨黃帝是這種情況，上古時期所謂的帝王敘事大都延續了同樣的思路，而且其各自的考古學遺存也都對應著同一種文化系統內部的不同文化類型，所以我才在書中把這些帝王的父子關系解讀為部族和他的子族，這在學術上不是不嚴謹，相反，恰恰是我對這種人雲亦雲的說法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以后而做出的最嚴謹、也最貼近歷史實際狀況的解釋。這一點也得到了學界權威的肯定，譬如原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李書吉教授就在最近撰寫的一篇評述《前中國時代》的文章中，就完全認可這一說法。
　　順便在這裡說一句，對古文獻中關於“三皇五帝”那些片言隻語、似是而非的記載不能全信，更不能照字面的意思作機械式的理解。我們國家目前的上古史研究情況嚴重滯后於考古學的發展，與此不無關系。道理很簡單，這些文獻落后於所記時代有數千年之久，從本質上看都是傳說追記或無限放大的神話，你把其中某一句話作為金科玉律豈不荒唐？更何況，這些文字的原始涵義及其敘事方式，也與我們現代人的既有觀念、思維模式不完全相同。
　　4　上古傳說的“古帝王”不能完全否定
　　山西晚報：如何判斷某一種文化是屬於黃帝、炎帝或者是蚩尤？黃帝等古帝王相當晚出，大多是方士、游士虛構的。你斷定某個文化遺址屬於某個古帝王是不是有些武斷？
　　李琳之：判斷一種文化的族群屬性主要是從時間、地點、文化內涵以及與之相關文化的背景等眾多方面予以綜合考察，才能得出確切的答案。
　　以炎帝、黃帝和蚩尤為例。在古文獻中，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炎帝在黃帝之前，但炎帝晚期與黃帝早期有重合，蚩尤又在炎帝之后，末期與黃帝有重合，是炎帝族群的一個分支，所以蚩尤又自稱為炎帝。蚩尤先是和炎帝發生戰爭，炎帝失敗，之后就有了炎黃聯盟共同發動討伐蚩尤的涿鹿之戰。炎黃聯盟取得勝利后，蚩尤殘部南逃，由此誕生了南方苗蠻集團。與此同時，黃帝向東征伐，收服了東方夷民太昊集團﹔向西，又和炎帝發生戰爭，將炎帝驅逐出中原。黃帝、太昊之后是顓頊。炎帝和黃帝都屬於華夏集團，蚩尤身上兼有華夏、東夷和苗蠻三大集團的屬性，而顓頊則兼具華夏和東夷兩大集團屬性。如此等等。
　　有了這樣上下左右的互相關聯的“人物”、地點和時間關系，剩下的工作就是從五六千年前的考古學文化中予以梳理，並進行比照和鑒別。
　　我曾長時間確信一個所謂的常識，即黃帝時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因此就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時段中尋找相關遺址、遺跡，但結果是一無所獲。事實上從考古學揭示的場景觀察，這個時段的中原地區是群雄並起的混亂時期，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了海岱地區中期大汶口文化的半殖民地和准半殖民地。
　　在長期尋之不得的情況下，我把眼光向前推移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這一推移讓我頓生柳暗花明之感：發源於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大致活動時間在距今6800-6000年﹔從半坡文化分離出來、后來落腳到豫北冀南地區的后崗一期文化，大致時間在距今6500-6000年﹔受半坡文化影響而誕生於晉南地區的仰韶文化東庄類型及其后繼的西陰文化，大致時間在距今6200-5300年﹔由海岱地區北辛文化變身的早期大汶口文化，大致時間在距今6300-5500年﹔之后是就是中期大汶口文化勢力的崛起和對中原大地的席卷，大致時間在距今5500-5000年。從“人物”、地點、時間關系及其上下左右的互相關聯觀察，半坡文化就是炎帝文化，仰韶文化東庄類型及其后繼的西陰文化是黃帝文化，后崗一期文化是蚩尤文化，海岱地區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太昊文化，而中期大汶口文化則可能就是顓頊文化。我又從文獻記載的炎帝、黃帝、蚩尤、太昊和少昊的相關特征及其相互之間摩擦、糾纏、碰撞和融合等錯綜復雜的關系方面，同這些考古學文化內涵進行橫向和縱向的聯系對比，大體上都能對應起來。也就是說，局部和整體，包括空間上和時間上，文獻記載和考古學所呈現的歷史場景兩條線索完全能夠彌縫、嚙合、會通。這也就意味著，我的敘事邏輯和歷史本身的發展邏輯是趨向於一致的。
　　我的這種判斷並不是武斷，而是基於考古學發展的邏輯所作出的結論，如果認為我的敘事是錯誤的，那你首先要推翻相關的考古學成果。
　　山西晚報：能再具體地說一說嗎？
　　李琳之：以“三皇五帝”為核心內容和框架結構的中國古史體系肇始於春秋，培育於戰國，成形於兩漢之際。
　　戰國時期，“古帝王”名號一下子涌現出好多。《庄子·天運》首次提到了“三皇五帝”，但僅是一個名稱，並無具體的人選。之后，經過《韓非子》和《易》的整理，到戰國末年，《呂氏春秋·古樂》提出了“五帝”，但這五位帝王是配合五個方位而成的“五方帝”，與時間上的先后順序關系不大。
　　兩漢時期，古史體系逐漸成形。“三皇五帝”在目前能看到的文獻裡都開始露面了，不過，各家所提到的“三皇五帝”具體人選，還是不盡相同。
　　司馬遷意識到其中有許多穿鑿附會的東西，於是親下田野訪察，最終採納《大戴禮記》中“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的說法，作為他搭建《史記·五帝本紀》古史體系的基本框架結構。這個體系以黃帝為首，並說此后的顓頊、帝嚳、堯、舜四帝，以及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棄都是黃帝的直系血緣后代。這成為后世尊黃帝為華夏民族共祖的濫觴。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套說辭錯訛百出、荒誕不經，但仔細揣摩，其中也不乏反映歷史真相的合理內核，並非都是偽造。
　　首先，從春秋至秦漢，雖然后出的“古帝王”越來越多，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古帝王”是后人無中生有的編造。因為上古時期並沒有文字能夠記錄下來這些“古帝王”及其相關事跡，所有文獻記載的“古帝王”都是從民間傳說中梳理出來的。從春秋至秦漢，“古帝王”越來越多這一現象，實際上是古代史學家們對上古史的調查、研究、認識，越來越全面、越來越精細這一狀況的折射反映。應該說，這套體系是一代又一代的學人經過漫長時間調研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雖然其中不無因時代和個人認識局限等所造成的虛假因素，但我們要看到其中的合理內核，而不能輕易地全盤否定。
　　其次，透過所謂的“三皇五帝”表象，我們可以看到，其背后折射的是一個漫長“古史”縱橫交錯的立體影像，其中的“三皇”“五帝”和其他“古帝王”並非一個個具體的人，而是在不同時代登上歷史舞台的一個部落、酋邦、古國的名稱或是其數代首領的統稱。
　　再次，以“三皇五帝”為框架建立起來的古史體系在更高層次上呈現的是這個漫長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坐標點——這些“古帝王”都應該看作是不同時代的表征語，在總的歷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確的，這也是從春秋至秦漢，以至於到唐宋時期，無數先賢在經過無數次嘔心瀝血的研究后才奠定的框架結構，即便是在今天考古學成果不斷涌現的年代，不但沒有人能把它完全推翻，反倒從某程度上証明了這個古史體系的大框架是對的。
　　5　書有爭議，值得自豪
　　山西晚報：您的書出來之后，有很多爭議。
　　李琳之：一本書出版以后能引起爭議，我覺得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我的敘事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
　　贊同者認為，《前中國時代》注釋就達到了1265條，而且絕大部分是來自當代考古學方面的論著和考古發掘報告。書中的每一個論據、每一種引用，甚至每一句話都注明了出處和來源，作者是沒有憑空想象的空間的。如果說是想象，作者能把數以百計的遺址、遺跡、文物想象出來嗎？能把幾千年的史前中國考古學所揭示的歷史發展脈絡想象出來嗎？
　　批評我的人先認定我是作家、詩人，而作家、詩人嘛，隻能寫寫小說、寫寫詩歌，至於研究上古史這種專業的事情隻能交由考古等專業人士來做。所以，在他們的眼裡，我的敘事就是作家的想象。
　　你問他們，具體哪裡是想象？能否明確一些？很少有人能答上來。所有的懷疑以至於抨擊的言論，都是因為我的身份、我的敘事方式不合乎他們的常識和既定的思維邏輯而引起的。遺憾的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基本上沒看過《元中國時代》和《前中國時代》這兩本書，或者說只是粗粗瀏覽了一下。他們不知道，這兩本書近百萬字，總計32章、153節，這還不包括前言、引子和后記，其中每一章、每一節都是整個証據鏈上的一個環節，別說不看全書，就是隻看其中一部分，得出的結論也可能是盲人摸象的效果。
　　說到作家和詩人的頭銜，我需要澄清一下，我從未寫過小說和詩歌，說我是作家、詩人真的有點高抬我了。我的確也不是歷史學和考古學科班出身，我讀大學、讀研究生，讀的都是哲學。從10年前開始介入上古史這個領域，至今我已經出版了與上古史有關的6本著作。可能因為《中華祖脈》等4本採用的都是學術大散文的體裁，我就被稱為作家了。稱我為詩人，可能同作家蔣泥在《中華讀書報》刊發的《李琳之的詩人情懷》一文有關。但詩人情懷和詩人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科班出身於一個領域，而后進入另一個領域做出成績，並不鮮見。事實上，中國的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就不是考古學科班出身，他在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先攻讀的是心理學和社會學，后來改成了人口學。在轉入哈佛大學后，他讀的是人類學，最后獲得的是哲學博士學位。
　　現時代的科技等領域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取得重大進步，往往不是來自該領域內部的自身變革，而是來自外部的突破。
　　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其中原因很多，但舊學科、舊領域的一些腐朽滯后的清規戒律、門派偏見和陳舊觀念等，可能才是阻礙其向前發展的致命性因素。
　　山西晚報：您在書中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觀點，在您看來，哪些觀點令人耳目一新？
　　李琳之：這很多了，譬如距今60005300年的崧澤文化、薛家崗文化是蚩尤殘部南逃遺存，距今5500-5000年的中期大汶口文化是顓頊族群的文化遺存，距今5000-4500年的晚期大汶口文化是帝嚳族群的文化遺存，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灘文化是顓頊上位以后九黎族反叛后南逃遺存，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主人是南逃的凌家灘人，亦即九黎后裔再次南逃至太湖流域的文化遺存，如此等等。這些觀點都是前所未有，尤其是作為一個整體，我用考古學線索把前中國這1700年串聯起來，讓這段漫長的歷史呈現出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也算是前無古人吧。
　　另外，書中的某些觀點雖然此前也有人提出，譬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先生認為涿鹿之戰就發生在距今6000年左右，認為半坡文化、后崗一期文化和西陰文化分別就是炎帝文化、蚩尤文化和黃帝文化，但他的論証稍過簡單，論據也略見單薄，我進一步從多種角度，用多種論據，豐富、完善了他的觀點。再譬如良渚文化眾多器物上雕刻的那個著名的人獸復合神像，以前也有人提出是蚩尤的畫像，但都是猜想，我從文獻、考古和民間傳說的角度用一系列的証據，首次支撐了這種觀點的成立。
　　6 對古史　要用考古發現來“証偽”
　　山西晚報：您講的古史故事，運用了考古、文獻的還有傳說的資料，您是以什麼為基礎、為核心？又以什麼為旁証、為佐証？
　　李琳之：我研究、敘事所採取的基本原則是，把那些不同地域、不同時代關於“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和記載統統羅列出來，然后運用“四重証據法”，即綜合多門學科，從文獻記載、考古成果、相關遺跡遺址和民俗傳說四個方面，對距今6000-3046年這段歷史的延續、發展，以及對其中每一階段、每一地域，從局部和整體兩個角度進行多層面的比較、鑒別和証偽，把那些不符合中國考古學發展脈絡的神話傳說和記載統統踢除出去，最后以考古學梳理出來的線索為最終的落腳點。這樣就梳理出了這段歷史發展的輪廓，大致還原了黃帝至商朝覆亡近3000歷史發展的真實圖景。
　　讀者目前看到的是《前中國時代》和《元中國時代》兩本書，兩書涉及的時間范圍在距今6000-3800年之間，預計明年推出的《早中國時代》主要敘述的是夏代晚期至商王朝覆亡這段時間。
　　說得更明確一些，我並不像有些論者所說的那樣，是把司馬遷的“五帝史觀”奉為金科玉律，事實上“五帝”在古代不同學者論著裡的人選是不同的，像炎帝、少昊、祝融、共工等都有被納入“五帝”的情況。但是，我在運用考古學的手段對這些傳說進行証偽以后發現，司馬遷的“五帝史觀”大體是正確的，炎帝生活時代總體在黃帝之前，應該屬於更靠前的“三皇時代”，而像少昊、祝融、共工都是“五帝”前期不同時期的某個地方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其勢力范圍和文化影響遠遠不能同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相提並論，換言之，他們並不能代表歷史的潮流。如少昊族群遺留下來的早期大汶口文化隻局限在海岱地區，祝融族群遺留下來的秦王寨文化局限在中原局部地區，共工族群遺留下來的大司空文化則局限在豫北冀南地區，等等。
　　山西晚報：考古學大家蘇秉琦曾說，用考古材料修國史。您現在講述史前中國的故事，基本材料都是考古出來的文化遺址，是不是受了這種觀點的影響？
　　李琳之：有一定影響，但不完全是。以蘇秉琦為代表的一批老考古人，他們鐘情於用考古資料“証經補史”，以重新建立古史體系為遠大目標。但后來的一批年輕考古學家則完全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反對把考古和古史傳說結合起來考察，試圖建立一套純考古學的史前中國古史體系。受這種觀點影響，現代的中國考古學界出現了一個怪象，那就是誰也不敢輕易把考古發現和古史傳說聯系在一起，如果誰這麼做了，似乎就很丟人，似乎就不是正經考古人。
　　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上古史領域研究的遲滯不前。一方面，歷史學界不懂考古，沒辦法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學人大部分又不懂文獻學，再加上他們主觀上就不想把歷史和考古挂鉤，這樣就更不去關注“三皇五帝”的相關傳說和人文遺跡了。
　　客觀而言，老考古人的“証經補史”傾向，有其不完善之處，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是把古史傳說當作金科玉律來對待，考古資料隻起輔助旁証作用。而后來的這批年輕考古學家則干脆就不相信這些古史傳說有其真實的歷史因子在內。
　　山西晚報：那您是怎麼做的？
　　李琳之：我在進入這個領域后，逐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尤其是在經過長時間的田野考察后，我意識到傳統古史體系不完全都是虛構，有其合理之處。這就需要証偽。注意，不是論証，而是証偽。這是我和有“証經補史”傾向的老考古人的不同之處。因為在中國大地上所有的考古遺址、遺跡和文物，都是我們祖先的生活遺存，都是這片土地上發生過歷史事件所遺留下來的真實痕跡，如果傳統古史體系有合理的成分，它就不可能和這些遺址、遺物沒有關系。如果確實沒關系，那就隻能說明傳統古史體系是向壁虛造的神話了。
　　因此，要解開這個謎底，也隻有通過考古線索才能証偽這個傳統古史體系是否正確、是否真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正確的、是真實的。《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以及計劃明年出版的《早中國時代》所做的就是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