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人間正道是滄桑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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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開天辟地，從無到有。徹底改變中國的日子就要來了。”
　　“軍閥讓我死，我要中國生。”
　　“為理想奮斗，為真理獻身，即便是一無所獲也值得。”
　　一段段慷慨激昂的台詞，讓黃建新監制兼導演、鄭大聖聯合導演的電影《1921》成為“七一檔”中最受關注的佳作。與同題材主旋律電影相比，《1921》在基本內容上相差不多，但在內容挖掘上更富新意，也更具深度，從而最大化地釋放出其中的詩意。
　　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打通了歷史與當下的聯系。
　　主旋律題材植根於歷史，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主旋律影片成敗，取決於能否真實呈現出歷史合理性，能否給觀眾以啟迪。
　　《1921》形散神不散，以蜂巢式敘事技巧，呈現出歷史的大斷面，百余角色紛紛登場，核心問題卻聚焦於一個：中國將向何處去。
　　在《1921》中，董必武為何會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必須找到能拯救這個國家的新路。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1921》精描出了一代前賢的覺醒：拯救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
　　其次，找到改變歷史的真實動力。
　　在《1921》中，大上海外灘繁華的景象，與棚戶區人民的艱難生活，呈鮮明對照。穿越回100年前，相信大多數人會感到絕望——文盲率超80%，鄉村女性普遍纏足，國庫連年虧空。戰爭、飢荒、瘟疫……甚至在大上海，每天都有不少流浪兒童凍餓而死。
　　在當時，誰能相信這樣的國家能完成現代化？它的發展動力何在？
　　在影片《1921》中，因此有了這個橋段：《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印刷前，李達臨時決定將“百姓”改成“人民”，印刷工人們好奇：“人民不就是百姓嗎？”但李達堅持，二者在本質上完全不同。
　　該橋段來自真實的歷史細節。百姓是被動接受歷史的人，而人民卻是歷史的主人。這是盧梭“人民主權論”的延伸，標志出現代人與古代人、現代政治與古代政治的分水嶺。
　　在《1921》中，工人們以整齊的號角罷工的那段鏡頭，極具感染力——當啟蒙主義還在傷感於自身的乏力時，革命主義已鳴響鐘聲。隨著人民覺醒，中國終於找到了改變歷史的真實動力。
　　其三，有熱血，更有信仰。
　　正因牢牢地把握住了歷史變遷的真實邏輯，所以在《1921》中，雖然許多鏡頭飽含抒情意味，整個影片卻沒止步於煽情或表現熱情上。畢竟熱情易漲易消，隻有轉化成信仰，才能持久。而真正的信仰必然來自對歷史與現實的洞察，來自苦難的淬煉。
　　何叔衡、李大釗、鄧恩銘、楊開慧……這是一個漫長的犧牲者的名單。苦難淘汰了所有動搖者，但最純粹、最真誠的人，總會留下來，他們是不朽的——即使生命之光熄滅了，他們的精神也將與日月同輝。
　　歷史需要被牢記，需要寫成傳奇，這樣才能為后人提供持續的精神動力。《1921》將寫實風格與傳奇講述有機地結合起來，許多台詞不僅契合現實情境，也更具歷史穿透力。
　　比如片中楊開慧問毛澤東：“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理想實現，奮斗還有意義嗎？”毛澤東則回答，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家庭，但可以選擇自己的理想，並持續為理想而奮斗。
　　《1921》用這種方式，不僅回應了青春的迷茫，也在拷問著靈魂：在今天，還有多少青年在護佑著心中的理想之火？還有多少青年自覺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結合起來？當你激情澎湃時，是否想過，如何才能讓這份激情持久？
　　天下興亡，青年有責。青春隻有一次，正如陳獨秀所說：“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如新鮮活潑細胞之在身。”
　　《1921》猶如鏡鑒，仰望前賢，反觀自己。誰把握住了影片的這個內核，誰就真正看懂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