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自生：思想與思想的碰撞，才是歷史的底色
丁自生：思想與思想的碰撞，才是歷史的底色
“我大學是學歷史檔案的，出校門后卻一路干了新聞。我的學生小丁，先當央視記者，后又跟我攻讀新聞，沒想到他出校門十多年后卻捧了一本歷史書稿來向我求序。看來歷史真是一座繞不開的山，一面躲不開的鏡子。”著名學者梁衡以此為開頭寫了一篇序。他作序的書為《盛唐密碼》，作者是他口中的“學生小丁”——丁自生。
丁自生曾任職於新華通訊社、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現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工作之余，最喜研讀《資治通鑒》，汲取智慧、提升境界，於是就有了這本以《資治通鑒》開頭的“寫唐朝的事情”的書。
有唐一代，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則天、玄宗李隆基，各領風騷數十年，他們都曾讓一個時代起飛，讓歷史拐彎，以特殊的方式接力創造了大唐盛世。他們非同一般的人生歷程中遇到的極限挑戰是面對既有的成見和不同的意見，做出大膽的預見。他們如何在千萬人的成見、意見中突圍，各顯身手？他們怎麼說，怎麼做，怎樣受到周邊意見的影響？一個重要的決策，如何形成，如何發展？他們以什麼方式應對別人的成見，表達自己的意見，做出超前的預見？這些都是古往今來決策與治理繞不開的難題。
《盛唐密碼》是一部以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魏徵、長孫無忌、狄仁杰、張柬之、姚崇、宋璟、張九齡、李林甫等歷史人物為線索串聯起的大唐王朝盛世啟示錄，用詳盡的史料精彩解讀了這些歷史人物在歷史的意見、成見、預見中如何左右王朝的重大決策、影響時代的走向，視角獨特，以信息決策與政治的互動為切入點，讀懂大唐盛世運行背后的深層邏輯，破譯中國歷史興衰之變的人性密碼。
新作出版之際，丁自生接受採訪，他說：“一個歷史階段能夠冠以‘盛’字，絕不會是沒有緣故的，說明盛唐一定有一種獨特的氣質，這種特質自然體現在當時的大人物、大事件之上，同時也體現在每一個普通人身上。它吸引我在這個時代流連忘返。”
盛唐獨特的氣質吸引我在這個時代流連忘返
山西晚報：為什麼最喜歡研讀《資治通鑒》？
丁自生：《資治通鑒》中一些大家熟悉的歷史事件，以編年的形式如水般流淌，每每讀到精彩處，心潮澎湃意難平，感覺不只是在讀一本極具價值的治國理政思想的大部頭歷史書，而是一張張生動的臉孔，一個個精彩的故事。《資治通鑒》對於中國思想文化建構、傳承和發展的影響力，難以形容，隻能說我目之所及，無處不在。對於《資治通鑒》，我還談不上是熟讀，算是個“好讀分子”。
山西晚報：喜讀《資治通鑒》，為什麼花大筆墨來解讀盛唐這一段歷史？
丁自生：我們的文化注重理解、覺悟，有解讀的傳統，比如各種注、疏、解、說，浩如煙海，都是思考和實踐的結合，是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而讀“通鑒”我是從《綱鑒易知錄》開始的，多年下來，在唐朝部分積累了有三十多萬字的解讀，這次便整理了一部分出版。
為什麼從盛唐開始？也許和唐詩有關。唐詩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可以解釋我為什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盛唐。京劇行當有句話叫做“唐三千，宋八百，說不盡是三列國”，說明盛唐的故事多，自然容易把人吸引到裡頭。當然，我們說盛世氣象，一個歷史階段能夠冠以“盛”字，絕不會是沒有緣故的，說明盛唐一定有一種獨特的氣質，這種特質自然體現在當時的大人物、大事件之上，同時也體現在每一個普通人身上。一個有詩歌和故事的年代，背后的支撐是什麼？正是這種獨特的氣質。它吸引我在這個時代流連忘返。
當前，國家層面提出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其實，如果你能到這盛唐時代的歷史宮殿中走一走、看一看，就能特別具象地理解這個戰略思路，就能把很多宏大的歷史進程和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
山西晚報：您這本書的視角非常獨特，很少有人從“歷史深處的成見、意見和預見”去思考歷史。
丁自生：歷史記錄一般強調兩條軸線，即時間（日期）和空間（人物+事件）。我們歷史著作中最有名的兩部大部頭，《資治通鑒》以時間為軸，記錄時間線上的人和事，稱為編年體﹔《史記》以人物為軸，標志性人物串聯一個個事件形成一條線，每個人的一生或某個階段發生的事，成為歷史這個大軸線上的橫切面，稱為紀傳體。但有沒有第三條或者第四條線？當然有，比如思想的碰撞、語言的交鋒、文化的交流，這些線索往往藏在時間和事件的背后，也就是我們說的歷史深處。是不是時間和空間交匯碰撞產生的第三條虛線更加精彩，更加直接地呈現歷史？比如某個時間段，某些人說了什麼、干了什麼？他們為什麼這麼說、這麼干？思想與思想的碰撞，才是歷史的底色。
這些時空交匯點上的人和事，怎麼用語言去影響別人達成目的，怎麼受到外界的影響，怎麼戰勝心裡的恐懼，怎麼把握大眾的心理，怎樣面對真實的謊言？大眾傳播學發展起來后，學者施拉姆提出一個傳播學公式：誰，說了什麼，通過什麼方式，對誰，產生了什麼效果。從這個傳播學公式的角度來看一段時空交匯中的人和事，會不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會不會橫看成嶺側成峰，會不會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會不會看見歷史中的自己。我想說，一切皆有可能。
山西晚報：從這個新的切口看歷史能帶給我們哪些新的思考？
丁自生：培根說人們之所以常犯錯誤的原因一是囿於習慣，二是囿於偏見，還包括對有限知識的自負。所以說，本來就充滿主觀氣息的成見很容易化身為我們常常需要面對的偏見。意見是成見的表達，背后是立場與價值觀。意見之意，實為不同，怎麼面對和處理不同意見，克服“好同而惡異”是關鍵。預見來源於成見，生長於意見，是對未來的推理，是對事物發展方向的判斷，是對規律的把握。書中的主人公如何在千萬人的成見、意見中突圍，各顯身手，有的辦法讓人嘆為觀止，有的手段讓人不寒而栗，跨越這道溝壑，難度並不亞於突破千軍萬馬。他們怎麼說、怎麼做，怎樣受到周邊意見的影響？一個重要的決策，如何形成，如何發展？他們以什麼方式應對別人的成見，表達自己的意見，作出超前的預見，成就著一個大寫或小寫的他或她。
唐朝的優秀“諫官”敢說、會說、能說
山西晚報：盛唐的確涌現出眾多優秀的“諫官”，如魏徵、王珪、褚遂良、宋璟、張九齡等。
丁自生：第一次見我的博士導師梁衡先生時，他突然問起我有沒有讀過陳望道的《修辭學》，這個問題讓我后背冒了些汗。后來的工作學習中，不斷體會到老師當時強調修辭學的良苦用心。盛唐這些“諫官”雖然都以“諫爭”著稱，但深入到他們的交流“現場”，你會發現他們都只是說話的高手，並不是吵架的高手，有的人甚至還不太愛說話，比如宋璟和張九齡。他們這些人的表達修辭學，可以概括為敢說、會說、能說。
敢說，在大場合大事件中，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敢於堅持自己的立場。敢說而不多說，多一句不如少一句，所以一句當得一句。敢說無需聲音大，而是思路要清晰，針對性要強。鴉雀無聲之際，如果你能把控引導大場面的走向、大人物或者大家的目光，不管你說什麼，都已經成功了。
會說，當不當說，該不該說，可不可說，盡在把握中，這是會說的標准。時機比雄辯厲害，會說話是該說話時條分縷析，不該說話時滿肚子的話也能閉嘴﹔不會說話，就是好話說早了，壞話說遲了，正話說反了，反話說偏了，處處偏一點，時時差一點，總是多一點，沒事冒一點。
能說，就是會講故事，不說干話、空話、套話，做到掌握情況，熟悉工作，有思考有研究，才可稱為能說。能說的人，都是有准備的人，說話沒有針對性，再滔滔不絕也沒意義﹔話要打動人，才能達成目的，不知所雲，則說什麼都是錯﹔話不投機半句多，能說的人，都是話能投機的人，需要切中關鍵，說到人心裡。如果一句話能說到點子上，是聰明﹔如果一句話能說到別人心裡面，是高明﹔如果一句話能說到大家的心裡面，還讓人感覺不到，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你翻開書，會發現上述這些大臣們不但學富五車，還都是說話高手，時而侃侃而談妙語連珠，時而木訥凝重謹言慎語。會提意見，善於說服，敢於堅持，當然是他們成功的重要能力。
山西晚報：大臣們敢說、會說、能說，面對不同的意見，皇帝們如何在千萬人的成見、意見中突圍？
丁自生：來說說李世民吧。他當了皇帝二十三年，隻用了貞觀一個年號，足以說明他對正道的重視和追求。他在人心的爭奪中展現了宏大的政治氣魄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一定在各種質疑和非難背后，看到了大眾渴求安定和發展的目光。治國初期，百廢待興，李世民滿腦子裡都是怎麼掌握情況，解決問題。他意識到，了解真實情況，聽到不同意見，對自己的決策有多重要。以民為本，才有貞觀之治。
沒有人願意總是被人懟，何況是皇帝。可李世民願意，我想並不是他天生如此，只是他必須這麼做。他甚至把李建成曾經的嫡系幕僚魏徵，變成了最能給自己提意見的人。我們熟知的納諫成為李世民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工作方法，雖然他曾經多次發牢騷，恨不得要殺了魏徵這個“田舍翁”。李世民還致力於用溫和的改革削弱門閥，科舉取士，修《氏族志》，壓抑正在衰退中的舊門閥士族勢力，有力推動了一定層面階層流動。
打天下重出奇，坐天下則要在守正。治理一個國家，要面對多少政策熱點和法理矛盾，自不待言。李世民對創業難和守正難，有過深入思考、熱烈討論和精辟論述。關於各種政策熱點該如何處置和應對，他往往高屋建瓴，撥雲見日，令人茅塞頓開，充分體現了守正的理念。示之以正，允厥執中，一直處在一個進取狀態，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我想是李世民和這個世界求同存異的高超境界。
山西晚報：那武則天呢？她是如何構筑起獨特的話語體系的？
丁自生：今天的網絡傳播時代，和一千年前的人際傳播時代有很多類似的傳播特點，大眾傳播的話語權一定程度稀釋，非同尋常才能吸引眼球，制造流量，個性化的傳播特征凸顯。流言、謠言、蜚語、讖語，在傳播的藍海中興風作浪，不管是惡意中傷還是神秘預測，武則天作為一個事件人物，一出場就自帶傳播能量。她如何應對成見，整合意見，大膽預見，確實是一個傳播學該好好研究的課題。
她善於營造氛圍。面對強大的傳統觀念，她的對手看不見摸不著，卻在大家的心裡，所以她才那麼極端那麼艱難。有時候的局面似乎凝固了般攪不動裂不開，怎麼也達不到質變的臨界點，她就橫生事端，制造輿情﹔有時候的局面卻是一鍋汽油，一點就著，一發不可收拾，她就霸王硬上弓，粗暴到不講武德。她在帘子后面殺伐決斷的能力，如山大王般來自評書和說唱裡的故事，毫無章法，見招拆招，顯示出極高的天賦。生活在那個人際傳播時代，她居然懂得利用神秘主義造謠生事，為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參政造勢。見到駱賓王《討武曌檄》，她居然能嘆氣：“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武氏蛻變的每一步，都在演繹輿論斗爭的升級版本。在所有記載中，這個風一般的女子時而如旋風起波瀾，時而如狂風掃林木。這個漩渦中每一個人的表態精彩至極，一眾名角，參演這場大戲，生旦淨末丑，各得其位。在這重重矛盾之中，她居然在最后找到了無字碑的方式，向這個她爭斗一生的世界表達自己，引來無數個性化解讀。
歷史熱不能隻看熱鬧要做個性化的探索和表述
山西晚報：中國古代史官專門負責記錄編撰歷史，秉持鐵筆直書，而君主不能看史官記錄也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這既是對史官的保護，也蘊含著輿論監督的內涵。您怎樣看待史官這個職業？
丁自生：史官是古代政治家行為的一面鏡子，鏡子的形象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有的變形，有的美化，重要的是，鏡子一直在那兒。玄宗時期的張說卸任宰相后，晚年主要工作是主持修史，讀到自己參與其中的故事，難免五味雜陳。他知道是吳兢記錄整理的，卻假裝說：“劉五殊不相借。”意思是劉知幾把我寫成這樣，真不給面子。吳兢起身反駁：“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張說脾氣極大，說一不二，被一個著作郎當場懟回，同僚皆大驚失色。好在他還是沒想要打碎“鏡子”。這還不是面對記錄的主角，說明史官其實是個風險挺大的職業。
山西晚報：您覺得史官和新聞工作者能放在一起說嗎？
丁自生：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當時的史官，今天的新聞工作者，都是時代和人生的敘述者。不虛美不隱惡，客觀報道，談何容易。我們看看客觀報道都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報道的宗旨，報道者的專業能力，對報道者的權力干擾、利益干擾，事實的誤導，媒介的表現力等等。如果參考麥克盧漢的理論，時鐘不過是時間散發的氣味，那一個個的公眾人物形象，不過是人體通過媒介的延伸，是一次新的建構，是歷史背后的歷史。
山西晚報：您怎樣看待自己的這部作品？
丁自生：梁衡老師曾經形容自己的作品是一片“混交林”，我理解實際上就是如果要想作品中長出喬木、大樹，得有一個生態系統支撐。回過頭看梁衡老師的經典作品，也印証了這一點。雖然《盛唐密碼》是我對歷史的讀書思考，但很多思路也是在工作中有感而發的火花，也是長期的採訪經歷和宏觀決策部門的工作經歷，為閱讀理解一個歷史階段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這些年，歷史讀物比較熱，但常常停留在以通俗的方式講述歷史故事，我感覺歷史熱不能隻看熱鬧，所以一開始就想從自己所學專業的角度，做些個性化的探索和表述。重大歷史事件就是當時的重大新聞，唐朝發展關鍵階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思想認識、傳奇事跡和斗爭故事，給我的感受很深，如果能夠娓娓道來，既有趣味性，更具啟迪性，自然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
山西晚報：這樣過癮的事還會繼續做嗎？
丁自生：能力所限，很多起初的期許在《盛唐密碼》裡沒有做到。好在閱讀《資治通鑒》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手頭關於三國時期的寫作又積累了二十幾萬字，希望能在下一本書中不斷地彌補缺憾，超越自我。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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