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人世間》之后又有“桃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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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人世間》余溫未散，梁曉聲的新長篇《中文桃李》已經新鮮出爐。
　　擅寫大歷史大變革的梁曉聲，這次將目光對准了“80后大學生”這一群體，以自身在大學執教過程中與學生接觸的所見所聞為基礎，聚焦時代更迭之際青年人的彷徨與堅守，講述他們的理想和奮斗，也傾訴他們的苦悶與困惑，探尋自身成長與成就事業之路。在書中，梁曉聲以第一人稱回顧了80后小城青年、中文系新生李曉東所經歷的大學生活、戀愛、友情，以及闖蕩北京途中的一次次成敗得失，他和女主人公徐冉承受著高房價的無情重壓，在職場和情場上歷經坎坷，為選擇回歸故鄉還是咬牙堅持留在大城市而迷茫。
　　《中文桃李》的內容並不輕鬆，但梁曉聲似乎有意卸下《人世間》裡的憂患與沉重，字裡行間偶爾閃現出一絲幽默，因而新書也給人一種“青春版《人世間》”的印象。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編劇，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以《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輪》等一系列作品成為“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其新作《中文桃李》是一部直面現實、飽含人文情懷的長篇扎實力作，不回避生活中的難題，也努力尋找出路，相信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體會有共鳴。
　　因電視劇《人世間》持續的高熱度，梁曉聲成為眾多媒體追逐採訪的對象。他坦言，自己后來拒絕了大多數採訪請求，原因是“已經說得夠多了”。而這一次，這位年逾古稀的作家希望談談《人世間》之外的新作《中文桃李》。於是，在《中文桃李》出版之際，山西晚報記者受邀參加作家出版社舉辦的“梁曉聲《中文桃李》線上媒體見面會”。
　　“見面會”上，已經年逾七旬的梁曉聲坦言，寫這部作品，將自己設身為一名80后小城青年是向自己發出的莫大挑戰。他說整部小說重在表現諸多社會、文化思考，以及對於當代青年在理想與現實沖突時所作取舍的理解，那就是“某種虛幻的理想一如虛榮，毅然放下回歸現實，於平凡的工作、生活中發掘生命的價值，實則更有意義”。而且，梁曉聲表示這本書是自己的倒數第二本長篇小說，再寫一本，就“沒有下一部了”。
　　為教過的學生們寫本書始終是我的一個心念
　　山西晚報：您為什麼將寫作范圍聚焦在中文系？
　　梁曉聲：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中文可是非常風光的一個專業、一個系。曾經的才子和才女們都在中文系，一個學校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那時的中央美術學院、舞蹈學院的學生們都要辦文學刊物的，都寫詩的，而且當時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搶辦副刊。后來文學開始邊緣化，當我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情況已經不一樣了。學中文的最初是因為喜歡才去讀的，現在可能是權宜之慮或是一種無奈的考慮，等考研的時候都想跳出去擺脫中文，但實際上這些人最后是感恩於中文的，因為他們的從業能力還是靠的中文。
　　我這本書主要講的不是文學的困境，更多的是在談學中文的人。我們得承認中文的認知能力也是一種能力，我們談到文學，通常會說它影響我們、陶冶我們等等，所以它也同樣是一種從業能力。有了這種從業能力之后，到了社會上怎麼樣檢驗自己的這種能力，怎麼樣應用自己的這種能力？《中文桃李》就是在寫這些學中文的人在應用的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一些困惑以及他們的思考。
　　山西晚報：這是您這部作品想表達的內容，也是您的寫作初衷。
　　梁曉聲：是啊，我畢竟教過中文，想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寫完《人世間》后相對放鬆一些，就想寫一部不那麼沉重的作品，要不大家都認為我就是一個不知道有多憂患沉重的人，其實我不是。實際上我為80后學子，就是為我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始終是我的一個心念。所以《中文桃李》在敘事上我有親近感，換位思考嘛，我就是站在他們的角度上寫。
　　山西晚報：您在換位思考時，受代溝的影響嗎？
　　梁曉聲：這個代溝不是想沒有就沒有的，就算是我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天天打成一片，代溝也還在，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代溝不影響我們在沒有代溝的那個方面去交流，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我們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山西晚報：設身為一名“80后”小城青年，以第一人稱寫大學生的方方面面，有困難嗎？
　　梁曉聲：寫年輕一代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首先語言是不一樣的，現在的語言變化太大了，尤其是網絡出現后，我沒有辦法融入到那個語言中去。
　　山西晚報：所以您在《中文桃李》裡沒有涉及互聯網、計算機這些內容。
　　梁曉聲：因為我對互聯網的東西太不熟悉了，我現在都不能用手機約車、付款，前兩年我才學會回短信。
　　山西晚報：但這些不影響《中文桃李》的品質。
　　梁曉聲：我寫80后還好一點，就是我兒子的年齡，他跟我的語言有一些貼近。70后、80后作家寫起自己同代人的時候或多或少有頑主的氣質，好像不那樣寫就不像自己的同代。我倒覺得我更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后，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他們身上沒有頑主的那個樣子。老實說，我在現實生活中不喜歡那樣的，因為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對待的。
　　建議年輕人放下執念回歸現實
　　山西晚報：小說裡中文系教授“汪先生”這個人物有多少您的影子？
　　梁曉聲：他講課的那個內容，基本上也是我講過的課，是我引導學生們來討論的一些問題。在中文的課堂上，如果只是帶著大家學會如何讀懂一篇小說，這個課堂就顯得太沒有質性了。到了高中之后，學生就幾乎沒有讀不懂的書了，隻不過是讀懂了之后有不同的懂法，所以我覺得更好的課是通過一部文學作品引發的思考，那個思考性的話題以及延伸的討論才是有價值的。我的課會討論《賣火柴的小女孩》和電影《出租車司機》是寫給誰看的，還有《聊齋》中的“王六郎”，甚至討論到和中文沒有關系的羅丹的雕塑《人馬》，我覺得這些討論才是中文的意義，這些也確實是我在大學裡面上的課。
　　山西晚報：您小說裡有三個層次的場景，臨泉、省城和北京，也是三個故事的發生地，在探討是回歸故鄉還是留在大城市。通過書中人物對生活的不同選擇，您想表達些什麼？
　　梁曉聲：小說中的這對主人公畢業后和所有同學一樣，也面臨著留在家鄉的小城市發展還是到大都市打拼的抉擇。在滿懷憧憬地從省城來到北京之后，兩人又不得不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和工作挫折等諸多挑戰。在經歷了一番迂回曲折和奔波疲累后，兩人最終選擇回到家鄉扎根，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此心安處，即是吾鄉。當代大學生不應該把留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作為人生規劃的唯一方向，年輕人應該放下執念，回歸現實，根據自身情況權衡利弊后再去選擇，哪怕不能出人頭地，能收獲一份平凡的幸福也很不錯。
　　山西晚報：這些素材是不是來源於您的學生？
　　梁曉聲：是啊，我的學生中凡是回到自己原籍的，現在生活得都相對滋潤。他們大多在省會城市有較好的工作，雖然我們北語既不是211，也不是985，但是在人文學科這方面還可以，另外當他們說自己的老師是梁曉聲時，回去找工作還是相對好找的（笑）。而且他們所在城市的房價也相對低，他們在職場上也成為忠誠的、執行力很強的一些骨干，然后在那兒生兒育女，開上車，還經常到北京來看一下老師。當然，我留在北京的學生也很優秀，有的做了公務員，有的在出版社。但如果他們不是留在北京，換一個地方，他們身上很多方面的優勢也許就能更好地呈現出來，在北京反而難。老師都希望學生幸福的，我就總為他們的住房問題操心。
　　從書籍中獲得的能量超過任何一種財富
　　山西晚報：您說中文系可能在上世紀80年代是最好的專業，后來衰落了，最近這種情況有好轉嗎？
　　梁曉聲：曾經有過好轉。我2002年到北京語言大學的時候，我的班裡有十幾名男生了，以前都是女生多，而且他們都是沖著“中文”兩個字來的。他們一來，你都擋不住他們的那種激情，要辦刊物。當年北語的刊物辦得還不錯，還吸納了周邊高校的同學們來投稿，而且他們自己還辦專欄，有評論、有創作、有詩歌，還頒過獎，我還給他們頒發過証書。但近幾年，男生越來越少，最少的時候一個班裡隻有兩三個男生。男生少到這種程度，如果又是個很內向不愛發言的，那課堂上的討論之聲都會是同一性別的人——女生的觀點，讓討論本身有了遺憾。不同性別所發的聲音，和那聲音所表達的不同觀點，這個碰撞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山西晚報：這樣的現狀也是和中文的特點有關系。
　　梁曉聲：中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專業，它的特殊性就在於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蕩得很厲害，裝出特別深刻的樣子。在這一點上，不僅學生如此，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地如此。我們在聽學過文史哲的知識分子說話的時候，總覺得有時貌似深刻，但是仔細琢磨起來又覺得不著調。其實，有些討論是庄重的事情，不需要那麼多詼諧，不需要那麼多搞笑。幽默我們是需要的，但幽一下默就可以了，現在一些知識分子講話的時候，會把許多場合都變得有娛樂性，一個人如果開場白不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好像就不能進入討論。所以這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但我始終認為學中文並非真的“無用”，因為從書籍中獲得的能量，超過了任何一種家族財富。相當多普通家庭的兒女，從先人留下的文化書籍中獲取力量，作家中這樣的人就有很多。所以說書籍是一種絕好的東西，只是看你讀到什麼程度。事實上，《中文桃李》中的“我”最終在電視台謀得一份滿意的工作，也得益於在中文系的學習。
　　山西晚報：這本小說中有很多幽默的細節，還設置了“作家梁曉聲”這樣一個人物，並且說此人的講座《文學與人生》是“老生常談，脫離現實”，連送票都送不出去。您還給書中人物安排了一段台詞：“如果我來寫‘人世間’，肯定比梁曉聲寫得好。”您為什麼要在書裡這樣調侃自己？
　　梁曉聲：上世紀80年代，像我們這些人讀了一點書，就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裡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我們裝出深刻樣子，這個深刻要裝，本身也很吃力，是最吃力的活兒，然后話也不好好說了，小說也變得晦澀了。其實小說就是許多人拿起筆來寫人生，隻要文字不錯，都可以成為文學。在某個時期內，文學確乎起到了“啟蒙”的作用，但在如今和平年代，作家偉大又能偉大到哪兒去？你不過就是個寫小說的，你和科學家比起來有什麼了不起的？就像搞音樂、做皮靴、釀酒、制香一樣，作家這個職業也並不意味著高人一等。那些非要把小說拎在一個高處，好像多麼玄妙的做法，都屬於扯淡。我就是想表達這個意思，就調侃了一下。
　　寫作就是門手藝和開面館沒多大區別
　　山西晚報：您書裡的人物徐冉說“生活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您自己是哪種形式的生活？
　　梁曉聲：我個人覺得七十多歲的人生走過之后，始終有那麼一種想法，就是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什麼是最主要的？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煙雲。我從少年時期就在想我的人生這輩子就是“報告文學”，寫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偽，因為我的家裡那麼困難，父親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雖然我那時看了很多小說，但也沒有浪漫起來。
　　山西晚報：可您的作品還是會寫情，《中文桃李》便寫到了80后一代的愛情和婚姻。
　　梁曉聲：實際上我從一開始寫作，其實就是在寫情，隻不過這個情不僅僅是愛情。所以當別人問我《人世間》中哪些情感能打動我時，我說男女之情不會打動我，往往是友情，尤其是男人之間的友情。無論是《中文桃李》中大學同學對李曉東的無私幫助，還是《人世間》裡“六小君子”的相互扶持，都寫出了我對友情的看重。我們那個年代，男人為了這份交情是可以豁出命來的。我是知青的時候，比我年紀大得多的戰友就對我非常愛護，所以我始終在強調友誼這件事情，可能就是因為我的人生中曾經有過那麼好的友誼，成了我的一個心結。
　　我是不太願意靠愛情線索來撐起一部書的，但我有時也會沾沾自喜，雖然70多歲了，寫年輕人的愛情也還可以信手拈來（笑）。
　　山西晚報：《中文桃李》有改編成影視劇的可能嗎？
　　梁曉聲：我希望能出這麼一部電視劇，為學中文的學子們出一部電視劇，而且這個事基本上是可以確定的，它就是要電視劇化的。我心目中的那個汪先生，我都物色好了，我喜歡范偉，我沒見過范偉，但是我比較欣賞他的表演，他的整個面部表情，尤其在他瞇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時候，我認為就是汪先生應該有的宅心仁厚。
　　山西晚報：您近期的創作打算是什麼？
　　梁曉聲：我現在正在做“退場”的事情，《中文桃李》是我的倒數第二本長篇小說，還有一本在寫著，等寫完了，不管水平怎麼樣，“梁記面食店”就要關張了！
　　山西晚報：為什麼是“面食店”？
　　梁曉聲：因為我覺得寫作跟一個老師傅開一個面館沒有多大區別，無非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點兒，把作品寫得好一點兒，就是一門手藝。做了一輩子，我也就做到這個程度。人有的時候還是要放下，不要太執拗。現在是缸裡還有一團面，這團面不能浪費，所以我說還有一部要寫出來。
　　山西晚報：寫完現在正寫的小說，就真的不再寫了？
　　梁曉聲：沒有下一部了，擱筆后我就是坐在路邊晒太陽的老人了。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