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刻書其源也遠其勢也壯其流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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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文明賴書籍得以保存和傳承。圖書的形式多種多樣。殷商時期的甲骨，先秦至魏晉的竹簡木牘以及帛書，都是圖書的早期形態之一。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后，卷軸和冊頁樣式的紙書開始流行。大約在唐朝時，出現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書籍，俗稱刻書，由此成為中國古代圖書的主流。
　　就山西來說，金元時期平陽地區是當時全國四大刻書中心之一，“平水本”與浙刻本、閩刻本、蜀刻本齊名。到明朝，晉藩刻書影響頗大，嘉靖之后“為諸藩之冠”﹔代藩、沈藩刻書質量也很精良。其余官府刻書、書院刻書和私家刻書也別有可觀，在全國刻書中獨樹一幟，樹立了山西刻書的品牌。不過，金元以前明朝之后就少為人提及或少為人知了。近日，山西省圖書館副館長王開學出版了《現存山西刻書總目》一書，全面梳理並描述了山西刻書的全貌，他概括為一句話：如果把山西刻書史比作一條河流的話，那麼它呈現的特點就是：其源也遠，其勢也壯，其流也長。
　　12月13日，山西晚報記者採訪了王開學先生，請他詳細介紹了山西刻書在中國刻書史上的獨特地位和重要貢獻。
　　這本書重在實際利用
　　山西晚報：您為什麼會編著這本《現存山西刻書總目》？
　　王開學：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后，“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在全國展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古籍保護工程。工程的首要任務就是開展普查，摸清全國古籍的家底。在全國古籍普查工作伊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專家就數次來山西調研，我也多次陪同，專家們對山西的古籍收藏頗多肯定。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李致忠先生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記者問他，在全國范圍內普查調研中，有沒有讓您眼前一亮的發現？
　　我記得他好像舉了三個例子，其中兩個就和山西有關：一個是《開寶藏》，即刻於北宋開寶年間的大藏經，這是中國第一部雕版大藏經，到現在已經有一千余年歷史了。《開寶藏》已無全本，目前全世界隻有零本13件，山西就有3件（山西博物院1件，高平博物館兩件）。另一個是應縣木塔發現的《契丹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山西還有這麼多稀世之寶。這就是普查的意義，這樣才能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保護，這實際上也是我做這本書的一個初衷。
　　山西晚報：類似這樣的書，我們以前有過嗎？
　　王開學：全面梳理山西刻書狀況，我這個算是第一本。據我所知，以一個省為范圍編寫刻書總目，好像也沒有。在我編這本小書之前，山西有兩位前輩做過這個事，如原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緯毅先生1998年主編過《山西文獻總目提要》一書，我也是編輯之一，涉及到部分山西刻書﹔還有原山西大學李裕民教授，在1986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山西刻書年表》，簡單介紹了宋至明的山西刻書。我知道有關反映山西刻書的就有這麼兩種，但都不全面。
　　山西晚報：您收錄的標准的是什麼？
　　王開學：我是這樣考慮的，一個是山西本土刻的，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就是山西人在外面刻的，比如山西人在外地為官時的刻書，這種情況還不少，這當然也算山西刻書。收錄總得有個標准，在我編這個書之前，山西還沒有一本全面反映山西刻書狀況的書，也沒什麼參考，我覺得這樣定也符合慣例。
　　另就是以前的刻書目錄都是存佚並收，即存世的或已佚的一並收錄，這個好處是全，不足處是存佚不分（如山西刻書年表），不太便於實際利用。鑒於此，我在編寫本書之初就決定隻收現存的，佚書一概不收，目的是專注於實際利用。不僅收錄現存山西刻書，還讓人知道，這本書現在在哪個圖書館或哪位收藏家手裡，要標明收藏單位，有研究者就可以按圖索驥去找。
　　山西晚報：是這樣，我也見過很多史書志書裡的藝文錄，裡面收錄了很多著作，但光有個名字，卻不說哪兒能看到，實際上實用性不強。
　　王開學：這可能是一般史志目錄的共同特點吧，他們重點在介紹歷史上或某個朝代曾經有過什麼書。不過，現在我們編制有關古籍目錄時，注明出處還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有很多刻書我不隻寫一個收藏單位。比如明代以前的刻書比較少，所以收藏單位標注就較細，如果有三個收藏單位，我就寫三個，有四個就寫四個。不過由於我編這本書是以我們省圖書館古籍藏書為基礎的，如果省圖書館有，別的收藏單位我就不標出了，還是側重咱們山西。
　　山西刻書非常值得一說
　　山西晚報：這麼多的刻書，您是從哪兒獲得的線索？
　　王開學：在本書的附錄裡我列有參考文獻目錄，從中即可看出我的信息線索，如劉緯毅先生主編的《山西文獻總目提要》，山西省圖書館編的《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李裕民教授的《山西刻書年表（宋至明）》，以及山西省內各市縣的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和高校、文博等系統的古籍館藏目錄。省外的信息則主要依托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搭建的“中華古籍資源庫”和“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這兩個平台。當然還有其它一些途徑。總之，沒有“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就不可能有這樣立足全國甚至全球搜羅相關山西刻書信息的機會。
　　山西晚報：另外一個問題您怎麼知道某本書，比如說這本書上有《農政全書》60卷，您怎麼知道就是我們山西刻過，然后它還有這麼多本版本的存在，您這種信息是從哪來的？
　　王開學：就是從普查目錄上來的。我們一般古籍都有著錄，書名、作者、版本信息都清楚地記載著。這次古籍普查要求各收藏單位不能從目錄到目錄，必須進庫對書，原來編制的目錄必須與書對應。如果都能按此操作，新編制的普查登記目錄就基本能確保有目就有書了。當然，版本信息著錄一定要准確、全面，這是基礎，不然現成的山西刻書也會因著錄不細而失之交臂。從整體上看，全國現在的普查工作做的還都可以，著錄信息基本上是准確的，所以標注收藏單位也是沒問題的。
　　山西晚報：從您的研究和發現，山西刻書的整體面貌是什麼樣的？
　　王開學：為什麼我要編這本書，就是覺得山西刻書還值得一說。山西在中國刻書史上應該是有地位的。你可能聽過平水本（即平陽刻書），平陽（臨汾）是金元時期全國的四大刻書中心之一。但是我想說，山西可不是除過平水本其他就沒有可說的了，事實上其他的各個歷史時期都有好的，源頭也比較早。
　　現知中國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雕版印刷書籍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剛經》，現存英國國家圖書館。而現收藏於國家圖書館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其上有“隰州張德雕版”牌記，此隰州即山西隰州），專家考証認為：“說它與《金剛經》同時代，或晚一點，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會晚於五代、宋初。”這說明，在雕版印刷的早期，山西也做出過貢獻。我們省圖的鎮館之寶《佛說北斗七星經》，是北宋雍熙三年絳州刻的。雍熙三年是986年，屬北宋初年，上距唐末五代也不遠，整個雕版技藝相當老道，就是說明這個技術已經在此地實行了相當一段時間，不然不可能有這麼成熟的作品。
　　到了金元時期，就是平水刻本。到明代還有一個晉藩刻書，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不僅如此，明代山西有三個王，晉王、代王、沈王，三個王府都有刻書。晉藩刻書最多，沈藩刻書品位挺高。藩府刻書一直延續到明代末年，刻書時間挺長。本身藩府刻書在整個明代都是很有特色的，山西可能更突出一些。另外明代的私家刻書有兩個大人物，一個是沁水李瀚，一個是汾州孔天胤，也刻了不少精美的書。
　　清代離現在較近，刻書留下來的也最多。關於清代刻書關注程度自然沒有宋金元明多。不過清代刻書也自有特色。清代山西刻書當然也還是值得關注的。這些年隨著古籍保護工作的深入，對清代刻書的研究也比較重視了，比如陽城的張敦仁，是著名的數學家，也是刻書家，他所刻的書就非常精湛，幾乎全是仿宋刻，而且他為了提高書的校勘質量和刊刻質量，經常聘請鼎鼎大名的、有“清代校勘第一人”之譽的顧廣圻，就是顧千裡，擔任校勘之責，所以，張敦仁的刻書，才件件都是精品。現存我知道的還有5種，在拍賣市場上都是高價。
　　摸清古籍家底扎扎實實做好基礎工作很重要
　　山西晚報：如何判斷一本刻書是好還是不好呢？
　　王開學：我們說一部書的好壞，當然首先是內容方面，校勘精審，差錯少，自然是好書。但除此之外，尤其對古籍而言，外在形式之美也非常關鍵。比如版式之美、字體之美、紙張之美、墨色之美、裝禎之美，包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的印章之美、批校題跋之美，如此等等，都是一部古籍刻本讓后人欣賞、關注的焦點所在。像字體方面，從宋至清，各時代各地區是不一樣的，各有其特點，比如宋代一般模仿唐代書法家較多，如江浙喜歡用歐體，元代以后至明前期，趙孟頫的字體比較普遍。而到明代中期即嘉靖隆慶年間，字體開始向規范化轉變，出現仿宋體的字。這些在山西刻書中也有直觀的反映。
　　山西晚報：也是咱們山西刻書的價值。
　　王開學：確實，我做這件事情就是把咱們山西刻書表彰一下。好像山西人啥都不如別人，實際上在刻書上是真的不錯。平水刻本就不用說了，即使在清代，山西私家刻書、書坊刻書、書院刻書也有很多，說明咱們文化事業發展比較好。好的雕版，甚至一兩百年后都能繼續印書，對文化傳播，非常有意義。
　　中國的雕版印刷，一直到清代晚期國外的鉛印、石印技術傳入中國后才漸漸退出歷史舞台。總之，從唐朝到清朝這麼長的時間，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和傳承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山西刻書又在其中佔有獨特的地位。
　　山西晚報：您能具體解釋一下這個地位嗎？
　　王開學：書裡的前言，我說了一句話，我說把山西刻書比作一條河流的話，它特點有三個，一個是其源也遠，特別早﹔然后其勢也壯，整個歷史上產生的影響也大﹔最后是其流也長，伴隨著整個雕版印刷的始終。
　　山西晚報：您編著這本書大概用了多長時間？
　　王開學：我真正開始著手，是2017年春，大概用了兩年多時間。觸發我決心干這個事，是當時劉緯毅老師送給我一本書，其中提起了我曾參與編輯的《山西文獻總目提要》一書，該書中就收了92種山西刻書。這當然不能反映山西刻書的全貌，想法和行動就由此而來。但真正的信心和底氣，還是因為有正在如火如荼進行著的全國古籍普查保護工程。
　　山西晚報：這個書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王開學：我想，這本小書或許會對山西出版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文獻線索﹔也或許會對行進中的全省古籍保護工作有一點助益。
　　因為從各方面摸清古籍家底、扎扎實實做好基礎工作始終是一件重要而有意義的工作，沒有這些，宣傳推廣、開發利用、弘揚傳承就缺乏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