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陰遺址：中國考古學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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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城市博物館“西陰文化展”吸引觀眾駐足欣賞研究。（資料圖片）

　　運城市夏縣尉郭鄉西陰村是世界蠶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發源地，遠古先民彩陶文化的遺存俯手可揀，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西陰村遺址是我國學者第一次獨立主持的考古工作，而且它還體現著中國考古學在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也是考古地層學中國化的開始。

首次發掘：開辟中國考古先河

　　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首次考古發掘。這是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考古發掘工作，開辟了中國學者在自己土地上的考古先河。從此，中國在考古學界特別是中國古代史領域，有了自己的聲音。
　　在由中國考古學會、山西省文物局、運城市政府主辦，山西省考古學會、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運城市文物局、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承辦的“紀念中國考古100周年暨西陰遺址考古發掘9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介紹了李濟先生和西陰遺址的首次發掘情況：
　　李濟，字濟之，湖北鐘祥人，1911到1918年先后在清華學堂中等科、高等科讀書之后，1918年赴美留學，進入麻州克拉克大學讀心理學、人口學，1920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人類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就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
　　當年8月，河南新鄭發現青銅器，時任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丁文江先生邀請李濟到新鄭看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李濟10月11日到達后准備發掘一座古代墓葬，但因土匪干擾，24日便草草收兵。之后他又回到南開大學。
　　據1927年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中所記載：汾河流域的調查從1926年2月5日開始。李濟先到太原辦了手續后南下，路過介休、臨汾，3月2日去堯陵，5日在浮山交頭河發現第一個“仰韶期遺址”，后來又到了翼城、曲沃、絳州（今新絳），22日到達夏縣，調查夏朝的王都和傳說中許多大臣的陵墓。
　　1926年3月24日，袁復禮首先發現了西陰村遺址。李濟說：“這個遺址佔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現的遺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們採集了86片陶片，其中14片是帶彩的。
　　發現了面積大、陶片多西陰村遺址，李濟他們於26日便結束了這次長達50天的旅行。
　　這次發現之后，李濟就生病了，病好之后，轉眼已是秋天。於是在1926年10月10日，李濟和袁復禮到達運城市夏縣西陰村，15日至12月初開始發掘西陰村灰土嶺，面積約40平方米。
　　西陰村在發掘時，李濟創造了一種“逐件把出土物的位置與參考點之間的三維距離記載下來”的“三點記載法”，這些基本的操作方法仍為現今的考古實踐所遵循。
　　為了便於日后重新研究和檢驗地層，還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保留著“土尖”，並繪有探方的地層剖面圖，這正是關鍵柱和四壁剖面圖的最早的雛形。
　　此次發掘收獲很大，發掘文物共裝了76箱，每箱40公斤左右。運往北京時，先要送到榆次火車站進行轉運，這期間還有800裡的行程。李濟和袁復禮就從夏縣雇了五六十匹騾子和馬，駕著九輛大車，走了九天，才來到榆次火車站。到站后要接受檢查，當檢查人員看到一箱又一箱的陶片、石器、骨器時，覺得李濟和袁復禮不太“正常”，就放他們過去了。
　　田建文說：“這是一段小插曲，實際上正反映了那時的中國，考古學還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實。”李濟和袁復禮在1927年1月10日到達北京。

首次發掘的重要收獲：彩陶和蠶蛹

　　1926年西陰村發掘收獲之一是彩陶。李濟在1927年所寫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址的發掘》一文中詳細地描繪了彩陶的紋飾，並解釋了為何命名為西陰紋。“彩紋中最要緊的個形是橫線、直線、圓點，各樣的三角﹔寬條、削條、初月形、鏈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這些個形集合起來成就了好些不同的花紋。最簡單的集合是直線、橫線與圓點，這種隻見於坑底。最有趣的集合是四個三角形成的一個鐵十字，這個鐵十字與安諾及蘇薩所見的都不一樣。那西陰紋的集合尤其是特別。別處沒有見著這類似的花紋，所以我命名為西陰紋。”
　　蠶繭是1926年西陰村發掘收獲之二。李濟當時發現的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他用顯微鏡考察，發現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當時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他看過好幾次，劉崇樂說：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麼必不是蠶繭的証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后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記﹔也不會是野虫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了人工的割裂。
　　李濟最初發現這個蠶繭的時候，就知道這意義非常重大，就特別注意這件事。但是他遺憾的是當時沒找到第二個。
　　關於西陰出土的蠶繭，李濟還請了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看過，1928年還將這件蠶繭帶到美國，專家們也鑒定為家蠶老祖先，后來李濟在多本論著中都提到過，但也有人質疑。
　　2019年、2020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單位聯合對夏縣師村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獲，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前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蠶蛹，這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石雕蠶蛹形象，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不但是仰韶早期養蠶和絲綢起源的重要線索，也給西陰蠶繭的出土提供值得信賴的空間。

第二次發掘：西陰文化綻放時代光芒

　　1994年，著名的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先生在山西省考古學會第三屆年會上，將西陰村遺存命名為“西陰文化”。他認為：“現在大家都肯定以廟底溝遺址上、下層為代表的那類遺存，確具獨立的性格，依據考古學的慣例，實際上已分別名之為西陰文化和荊村文化。這倒不是為山西爭名分，而是對那些考古學先驅作出的成績，進行必要的肯定。”
　　從此西陰文化這個說法走進了大眾的視野。
　　還是在1994年，在西陰村遺址發掘70周年和李濟先生百年誕辰之前，當年的10月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一次發掘了西陰村遺址，在第一次發掘地點南略偏西105米～165米的取土場上，發掘面積576平方米。
　　田建文是這次發掘的主要負責人，他說：“發掘西陰遺址主要是以西陰文化為主，發掘遺跡有半地穴式長方形和圓形房屋各一座、陶窯一座、壕溝一條、窖穴24座，復原陶器百余件，主要是素面陶和黑彩陶，器型有缽、盆、尖底瓶、斂口瓮、缸、釜、灶、夾砂罐等。仰韶文化遺跡、遺物都較少﹔其次是廟底溝二期文化，遺跡有半地穴式圓形房屋和口小底大的圓形袋狀窖穴各三座，出土遺物較多，陶器以灰陶為主，主要有釜灶、雙耳壺、高頸瓶、缽、盤、罐、瓮、缸、器蓋以及石刀、石錛等﹔也有仰韶早期文化和商代早期的居民在這裡生活。通過這次發掘，我們能夠比較徹底地認識西陰遺址的西陰文化了。”
　　“西陰遺址”乃至每一個考古遺址及與之緊密相連的考古先輩，在考古人心中都具有獨特的意義，是學術自強、民族自信的根基。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於振龍說，中國近代考古學已經走過了一百年，即將步入新的發展歷程，站在歷史交匯點上，考古人的使命與國家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我們的肩上擔負著探尋民族淵源、樹立國人文化自信的光榮重任。總結百年研究成果、深化學術認識、凝聚共識，我們期待與全國考古同仁一起，傳承發揚“西陰遺產”，扎實推進考古中國、文明探源等重大項目，共同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挖掘好、闡釋好、展示好、傳播好。

本報記者王媛

(責編：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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