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歷史貢獻(連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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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第十五個貢獻——
促進中國鹽業的發展

  在唐初,河東鹽池出現了“墾畦澆晒”產鹽法——在鹽湖北邊湖岸一側墾地為畦,然后將湖中鹵水引入畦內,利用陽光、風力蒸發晒制成鹽。這是鹽業生產工藝的重大創新,是產鹽技術的重大進步,領先西方國家約1000年。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稱其為“中國古代科技史的活化石”。自“墾畦澆晒”之法問世后,運城池鹽的質量和數量大幅度提高。唐代大歷年間,河東鹽池每年鹽利達150萬緡,佔全國鹽利收入的四分之一,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八分之一。明弘治年間,河東鹽商劉家以運城鹽池為依托,將生意一直做到兩淮的海鹽產區,並且與兩淮大鹽商閻家和張家互通婚姻,聯手稱霸大河南北,江淮上下。萬歷年間,運城鹽池的產量猛增,是宋代產量的4倍多。經鹽商劉家之手,陸續將數百名鹽業生產能手和管理人才從河東輸送到兩淮鹽區,把河東鹽池傳承久遠、完整先進方的湖鹽“墾畦澆晒”工藝推行到全國海鹽產區,催生了海鹽工藝的革命,對全面提高鹽產量和國家鹽稅收入做出了貢獻。

第十六個貢獻——
促進中國絲綢業的發展

  明清兩代,是我國絲綢業最為發達的時期。當時著名的八大絲綢產地有蘇州、南京、杭州、嘉興、潞安、成都、廣州、福州等。潞安(今長治市)是北方唯一的絲綢主產區。與蘇、杭不同的是,潞綢在生產形式上介於專業工場生產與民間分散生產之間。潞綢的機戶主要分布在潞州各縣,他們在勞動時間的掌握上有較多的自由。由於產品質量好,受到市場歡迎,潞綢的產量猛增。在明代,潞綢為國內三大名綢,是貢品之一。由於產量劇增,潞綢上貢的數額在其產量比例中逐漸降低,其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增加。到萬歷年間達到高峰,綢庄絲店遍布街巷,機杼之聲隨處可聞,潞綢生產得到了空前發展,也為潞綢的外運遠銷提供了無限商機,“潞綢遍宇內”。不僅行銷國內,還遠銷國外。“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傳輸於省、直,流衍於外夷,號利藪。”經過晉商的長途販運,潞綢成為全國的暢銷產品,穿潞綢衣,著潞綢裝,成為當時人們的時尚。時人贊譽潞綢“織作純麗,衣被天下”。元末明初的雜劇《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中,描寫了一位山西潞綢商人,裝著三十車潞綢到浙江嘉興做買賣,結識了妓女李素蘭的一段故事。在明代的文學作品《金瓶梅》中,更是屢屢提到潞綢。潞綢為晉商提供了源源不斷、高質量的貨源,而晉商的經營活動,使得潞綢暢銷海內外,進一步促進了潞綢的發展。

第十七個貢獻——
促進中國冶鐵業的發展

  山西富藏煤、鐵,冶鐵之業源遠流長。明清時期,山西的冶鐵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在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長治縣的蔭城鎮已發展為全國的鐵貨集散中心,蔭城周圍的130多個村庄,家家有鐵爐,人人會打鐵,鐵貨行銷全國各地,每年的交易額高達1000多萬兩白銀。德國人李希霍芬在山西見識了澤、潞一帶的冶鐵盛況,十分驚嘆,他在所著《中國》一書中說:“在歐洲的進口貨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幾億人從鳳台縣取得鐵的供應的。大陽(今晉城大陽鎮)的針,供應這個大國的每一個家庭,並且遠銷中亞一帶。”澤、潞的各種鐵器制成后,由鐵行販運到河南的清化鎮,然后再轉運到全國各地。從澤、潞通往河南的道路上,運輸鐵貨十分繁忙,可謂滾滾鐵流,奔向全國。晉商的銷售網絡,促進了中國冶鐵業的大規模發展。

第十八個貢獻——
促進中國會計學的發展

  這些應用科學與商業活動關系密切,因此明清時期晉商很重視對數學、珠算、會計的研究與實際應用。晉商及晉商子弟在應用科學方面貢獻很大。明末清初,晉商實行的“龍門賬”,就是一套既簡單又明確的商業會計方法,其價值與意義對我國會計學的發展有一定貢獻。
  明代汾州(今汾陽市)商人子弟王文素,自幼聰慧,諸子百家,無所不學。早年隨父親到河北經商,由於經商的需要,他很小就練習打算盤,尤長於算法。他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算題、算法進行搜集、通証,“誤者改之,繁者刪之,缺者補之,亂者理之,斷者續之”。他致力算學30年,以一己之力,編著成50萬字的《算學寶鑒》,為中國算學史之最,是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數學巨著。清代數學家張敦仁(1755-1833),陽城縣潤城人,出身商人家族。他的主要著作有《輯古算經細草》二卷、《開方補記》九卷、《求一算術》三卷,都有較高的價值。

第十九個貢獻——
促進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經濟的開發

  晉商是從明代的軍糧運輸開始起步的,可以說,晉商的起步階段就對中國北部邊疆的開發有了貢獻。到了清代,晉商對蒙區的貿易,更是促進了牧區城鎮的興起與發展。晉商“大盛魁”商號的經營活動,保証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質量和及時供應,同時也解決了牧民畜產品的及時銷售,所以在牧區很受歡迎。在西北的新疆、青海、寧夏,晉商的商業活動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也不小,在新疆伊寧一帶,經商的晉商多為祁縣人,他們的后代至今還有1000多人生活在那裡。在寧夏銀川,以晉商為主創建的“敬義泰”“天成西”“百川匯”“隆泰裕”等“銀川八大家”,幾乎覆蓋了銀川城內的各個行業。在新疆、青海經商的一些山西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同少數民族對答如流。在東北,從事經營活動的晉商人數更多,在上世紀30年代,在東北的晉商人數有數十萬。
  從白山黑水,到天山南北,從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到處都有晉商活動的身影。在獲取利潤的同時,他們為中國北部邊疆的開發、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第二十個貢獻——
促進中國社會觀念逐步改變

  中國傳統社會是“重農輕商”,商人的社會地位一向較低。在明代,出身於河東鹽商的朝廷重臣張四維已經明確提出了要從根本上改變重農輕商的觀念。到了清代,山西的大部分地區已經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雍正皇帝在其《朱批諭旨》中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尤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在山西民間已經形成了一種“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山西晉中地區有重商諺語雲:“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良田萬傾,不抵日進分文”,“要想富,庄稼帶店鋪”。
  隨著晉商在全國各地的經營活動,全社會都逐漸改變了“輕商”的觀念。20世紀初,旅居日本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說:“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以自夸於世界人之前。”可見,知識階層是以晉商為驕傲的。

文/李廣潔

(責編:褚嘉琳、馬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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