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十六年追尋,回溯一個時代的波詭雲譎和一位中國女性的傳奇人生

徐風:以最大的勇氣來直面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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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類文明面臨巨大災難時,中國無數仁人義士挺身而出,置生死於度外,發揚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與國際同胞患難與共、守望相助,生動實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被譽為“中國的辛德勒”“比利時的國家英雄”的錢秀玲,就是其中的典范。二戰期間,她於納粹槍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時人的生命,以仁愛謙遜、獨立堅韌的品質,秉持“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的信念,完成了讓后世驚嘆的英雄壯舉。“中國好書”得主、著名作家徐風,歷時十六年追尋,實地採訪獲取翔實資料,凝結成書,以新書《忘記我》回溯一個時代的波詭雲譎和一位中國女性的傳奇人生。
  宜興是錢秀玲的出生地,也是作者徐風的故鄉。錢秀玲早年為何從江南水鄉遠涉重洋求學,身逢亂世如何安身?獲得魯汶大學雙博士學位為何隱居村落行醫謀生?錢氏兄妹如何與德國將軍共同營救人質,當榮譽紛至沓來,她留給世間的遺言為什麼是“忘記我”?為追尋探究這段塵封往事,徐風遠赴比利時和台灣地區,遍訪當事人后代、故舊和唯一存世的獲救人質,獲取大量未為人知的故事細節,“當眾多被遮蔽的素材抖落塵埃,陸續來到我面前的時候,我覺得,時光深處的一位老人在幫助我。”
  徐風,一級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特聘作家,江南文化學者。已出版《布衣壺宗》《江南繁荒錄》等著述十七部,五百萬字。重要作品曾獲中國好書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中國傳記文學獎、冰心散文獎、徐遲報告文學獎、《鐘山》文學獎、《芳草》漢語文學女評委獎、《作家文摘》年度十佳非虛構好書、鳳凰年度好書特別獎。
  近日,《忘記我》出版之際,徐風接受媒體群訪,他說:“追尋這個故事最大的支撐點,還是錢秀玲,她雖然去世多年,但人格魅力依然在熟悉她的人群當中,隻要說是書寫錢秀玲,他們都會伸出援助之手。”徐風說,寫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氣來直面歷史真實,並且賦予文學的溫度。
  早年與錢秀玲結緣 用16年了卻一個心結
  山西晚報:是怎樣的契機讓您關注到錢秀玲?
  徐風:首先我想強調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傳記,雖然寫了錢秀玲和她所處的時代,我更願意把它說成是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
  說到寫作的機緣,2002年以錢秀玲為原型的電視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風靡全國,電視劇的原著作者張雅文老師到宜興來拜訪錢秀玲老家舊址,我當時任宜興電視台副台長,接待了她,並且通過她的介紹,關注到這樣一個人物。后來通過錢秀玲在宜興的親人,有幸跟遠在比利時的錢秀玲老人(時年90歲)通了一個越洋電話。記得在那次電話當中,我們談得很好,我說請她回宜興,來老家看看。她以一口不太標准的宜興話跟我說,“年紀大了,走不動了,我非常想念家鄉,你們以后有機會到比利時來。”我當時隨口就說,“非常想來啊,到比利時要給您拍一部紀錄片。”她說,“好呀,我在布魯塞爾等你們。”事實上呢,我爽約了,后來因為種種因素沒有能夠去比利時,在她的有生之年跟她見面。這個爽約讓我深懷愧疚,我持續關注著錢秀玲這個名字,她2008年去世,國內做了詳細的報道,沒有實現的那個願望也就成了我的一個心結。
  山西晚報:所以您用了16年來了卻這個心結?
  徐風:其實,當時還真不敢說會寫成一本書,採訪也是滾雪球式的。最初的願望很朴素,就是想完成當年的夙願,去比利時看看老人的故居,在墓前獻上一束花,補彌當年的遺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就進入歷史的空間當中,當真正進入這樣一個時空軌道中時,很多東西就會被發現。
  山西晚報:最終它還是變成了一本書。與國內已有的一些關於錢秀玲的作品相比,《忘記我》的特點是什麼?
  徐風:我寫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氣來直面歷史真實,讓那些被歷史淹沒的故事細節重新回到人間,並且賦予文學的溫度。通過這本書,去探究錢秀玲成長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背景,去揭示這個文化背景對人一生的作用。在寫法上,必須摒棄傳統的傳記的格式和陳舊的報告文學的模式,使之更適合當代讀者來閱讀。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更關注的是人性的光亮
  山西晚報:《忘記我》中除了主人公錢秀玲,還有兩個關鍵人物,國民黨高級軍官錢卓倫和德國駐比利時軍政總督法肯豪森,他們三位是怎樣的關系?
  徐風:錢秀玲和錢卓倫是堂兄妹,從小親如手足,錢卓倫早年參加北伐,戰功卓著,他的言行對錢秀玲影響非常大。后來錢秀玲考上了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按理他們不會和德國將軍有任何關系,但是偏偏有這樣一位德國軍官——法肯豪森,在國共戰爭時期擔任蔣介石的高級軍事顧問,在這期間,他和國民黨愛國將領錢卓倫結為莫逆之交。后來二戰爆發,他又成為德軍駐比利時的軍政總督。這時候的錢秀玲已經在偶然的機會知道這位軍政總督就是堂兄經常說起的朋友。錢秀玲的第一次營救發生在1940年5月,在邊遠小村埃爾伯蒙,參加抵抗活動的青年羅杰被捕,旋即被宣判絞刑,她立即想到德軍總督法肯豪森是她哥哥的朋友,她給錢卓倫發了一封電報,同時拿著哥哥給她的照片毅然踏上了拯救之路。這裡還有一個情況,德國將軍法肯豪森也是位反戰人士,他厭惡並且反對希特勒發起的戰爭,雖然是德軍高官,當他接到錢卓倫的電報,見到錢秀玲,了解事實真相之后,他頂住壓力,救下了羅杰……自此開始,錢秀玲在二戰期間前前后后營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時國民的生命。戰后,法肯豪森以比利時頭號戰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魯塞爾,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此時錢秀玲因為二戰中的義舉而成為比利時的英雄,她站上法庭為法肯豪森當庭辯護,“如果說,這是我個人努力的結果,那麼這個結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將軍給的,是他冒著生命危險,做出極大的努力的結果。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和幫助,我將一事無成!”
  山西晚報:留學比利時的江南女子錢秀玲、國民黨高級將領錢卓倫、納粹軍官法肯豪森,三個遠隔重洋、政治身份迥異的個體,譜寫了一樁讓世界驚嘆的人道主義英雄壯舉。您怎樣看這三個人的歷史選擇?
  徐風: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更關注的是人性的光亮,無論戰爭多麼殘酷,都無法扼殺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環境中可以更清晰地來觀照人性。人性是可以超越國界、種族、信仰的,正義和良知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無論是錢秀玲的拯救,還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種族信仰和國際邊界,是正義、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開出的美麗花朵。
  山西晚報:您還採訪到了錢秀玲的外孫、侄子、侄孫和103歲的幸存者、二戰紀念館館長、艾克興博物館原館長等人……您是如何找到他們並建立信任的?
  徐風:錢秀玲是宜興人,她的侄女、侄孫等后輩都在宜興,她也有親戚在上海。對這本書而言,採訪的突破口是錢秀玲的長孫杰羅姆的出現,他是錢秀玲最偏愛的一個孫輩,也是一個貫通東西方的關鍵人物。他生在比利時,從小錢秀玲教他中國文化,他四歲時就會用筷子吃中國菜,他對中國很有感情,是一個攝影家,無數次地到中國來。然后,通過他的引薦,我見到了書中一個重要的人物,雷蒙先生,他是艾克興小鎮二戰紀念館的館長,他的父親老雷蒙就是當年的游擊隊隊長,正是老雷蒙求助錢秀玲,並見証了她拯救人質的過程。雷蒙先生又幫我找到了103歲的、錢秀玲當年拯救的唯一幸存人質莫瑞斯先生……當然,也有遺憾,比如讓·杜特裡約先生,他是艾克興市的老市長,當年他的父親也是錢秀玲拯救的人質之一,他曾代表艾克興市到錢秀玲的家鄉宜興來,與宜興結為友好城市,但是他已經去世了,他的太太也已經去世。我想,追尋這個故事最大的支撐點,還是錢秀玲,她雖然去世多年,但她的人格魅力依然在那些熟悉她的人群當中,所以隻要說是來寫錢秀玲,他們都會伸出援助之手,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一本書,兩部紀錄片 許多資料首次面世
  山西晚報:您自己說“驚天秘密、以及一些絕版資料,事先都沒有任何預兆。但說來就來了,擋也擋不住”,所以在《忘記我》裡有許多您發掘出的第一手的資料是嗎?
  徐風:比利時留下的有關錢秀玲的資料比較少。我到布魯塞爾的第一天,到一家很大的書店去,想買一本有關錢秀玲的書,店員在電腦上幫我搜索了很長時間,抱歉地說,比利時國內還沒有一本專門書寫錢秀玲的書。幸虧,艾克興小城的博物館還保留著她的一些資料,主要是當時報道她的一些報紙,比如說1946年首次報道錢秀玲拯救人質事件的報紙,博物館裡一共有兩張,館長非常慷慨地送了一張給我。還有就是,103歲的莫瑞斯老人的講述當中也糾正了一些外界以訛傳訛的信息。此外,錢秀林的孫女塔吉婭娜拍攝過一部紀錄片《我奶奶是英雄嗎?》。這部紀錄片裡有錢秀玲大段的口述,也糾正了一些外界的謬誤。另外很重要的是,關於錢秀玲堂兄錢卓倫將軍的解密,我尋訪到了他遠在台灣的孫子,以及台灣友人提供給我的一些文字資料,去還原錢卓倫將軍的形象,這些資料都是之前沒有披露過的,可以說是首次面世。
  山西晚報:當用足夠豐富的口述、史料還原錢秀玲的人生軌跡后,您怎樣認識這位女性?
  徐風:在書寫當中,我對她的認識是逐漸豐富起來的。我覺得她的人格力量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支撐起來的,東方文化的浸潤養成了她正直、勇敢、勤奮、堅韌、善良、慈悲、開闊的胸襟和品格。她集中了東方女性身上所有的美德,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因此她具有中西合璧、內外兼修的風度。區別於過去文學畫廊當中那些忍辱負重或者剛強勇敢的女性形象,她既是溫柔的,又是剛烈的﹔既是嬌小的,又是偉岸的﹔既是開闊的,同時也是很小女人的。
  山西晚報:在追蹤尋訪中,您不僅寫了書,還同時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徐風:在這16年間,我不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而是拍了兩部。一開始的時候沒能去成比利時,但我還是拍了一部紀錄片《追尋》,根據錢秀玲的一些資料,以及張雅文老師給我的她去比利時隨手拍下的錢秀玲的生活鏡頭,比如在街道上漫步、在超市裡購物、在家裡讀書等。后來張雅文老師回北京,我又去北京採訪了她,她幫忙介紹了原中國駐比利時的文化參贊,講述了有關錢秀玲的故事。在后來的尋訪過程中也拍了一部。
  山西晚報:在追尋的過程中,有讓您難忘的經歷嗎?
  徐風:在寫作和拍攝的過程當中,難忘的經歷有很多,我倒更願意說一說未能如願的遺憾。我在比利時待了十幾天,一直等待著一個人物出現,就是錢秀玲的大兒子悌米吉,他是一位醫生,2018年時已經82歲了,我非常想採訪他,但是他以種種理由婉謝了我的採訪,沒有能夠見面,其中有很多因素,我想根本的一個原因,是他對中國的誤解和某些溝通上的隔閡。還有就是有一些資料,由於時間的原因,或者說因為機緣,還不能公開,這也讓我比較遺憾。
  山西晚報:重述錢秀玲的故事,您認為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徐風:這本書的書名,改了幾次,最后定為《忘記我》,這是我多次對錢秀玲的人生軌跡和精神脈絡進行梳理之后確定的。作為個人,錢秀玲的心胸非常博大,她不願意大家盯著她過去拯救人質的那些事情,她希望大家忘了她,但是那場戰爭留給人類的創傷,以及戰爭中那些美好的人性,那些相濡以沫的故事,是不應該被忘記的,就是你們可以忘記我,應該忘記我,但是不要忘記那些歷史。重述錢秀玲的故事,我覺得是對超越國界、信仰、種族、文化差異的人道主義和人性光亮的重新體認。把錢秀玲的拯救故事歸為國際人道主義,當然是可以的,也可以把它納入愛國主義,但未免也狹窄了一些。她的成長道路,她的美麗心靈和開闊心胸,應該是人類精神的財富之一。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

  《忘記我》書摘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都有命定
  想來,人與人之間的緣分都有命定。假若不是黃河之濱的一座古城,在一個恰當的時候邀請杰羅姆以國際知名攝影家的身份前往拍攝景物,那麼,我和杰羅姆的見面就會被推遲得遙遙無期。深藏於心的一個念頭也無從破土發芽。
  杰羅姆是誰?他是錢秀玲的長孫。錢秀玲是誰?上百度吧,那裡會有一千條以上的記載與闡釋。
  卻說那日的相見,定在鬧市南京路附近的海倫賓館。杰羅姆夫婦如約而至。我原來想,作為錢秀玲的長孫,他應該有一半以上的中國血統,但坐在我面前的,分明就是一個完全歐洲人模樣的中年人。你似乎很難從他的臉上看到一條清晰的來路,那倒不是逶迤的千山萬水,而是血濃於水的基因鏈接。由此,我想象,路的首端應該團坐著一個名叫錢秀玲的銀發老人,杰羅姆的奶奶。一個世紀前她是一位明眸皓齒的豆蔻少女,某天清晨她從家鄉江蘇宜興一個名叫王婆橋畔的錢墅村出發,在人山人海的上海碼頭擠上去往歐洲的“獅身人面號”郵輪。她原本的故事平淡無奇,即便是二十二歲就獲得化學、物理雙博士學位,也未必會驚動她生活圈以外的世界。差不多七十年后,她的老家人突然獲得一個仿佛從天而降的消息,說她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居然在萬裡之外的比利時拯救了一百多個人質,從而成為那個遙遠國度的“國家英雄”。
  這個光環有點大,老家人在它面前一時睜不開眼睛。他們寧願叫她“細伯伯”(江南人習慣把姑母與伯父混稱),他們一直以為,多年失去音訊的細伯伯,早就是像居裡夫人那樣的科學家了。因為,年輕的時候,她一直是這麼說的。
  但是,杰羅姆在談到奶奶的身份的時候說,或許連奶奶自己也不會想到,通常不按人們意志出牌的俗世生活,在一個需要神助的時刻,給她布置了一些障礙,硬生生地把她從通往居裡夫人工作室的科學家道路上拽了回來,精通化學、物理的女博士,最終成為前后三個中餐館的老板娘。
  杰羅姆無數次到過中國。可能因為他是中國奶奶最喜歡的長孫。他的第一架萊卡相機是奶奶送的,她希望他去中國拍攝那裡的風土人情。有時她會在孫子拍回的照片面前朗聲大笑,有時卻一頭躲到廚房裡以淚洗面。

(責編: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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