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翻箱倒櫃式的調查，寫出趙家窪的百年歷史，寫出趙家窪脫貧后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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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2021年1月6日，“2020年12月中國好書榜單”公布，我省著名作家魯順民、陳克海的脫貧題材長篇報告文學《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上榜。該書還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中宣部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此書也是山西省作家協會組織的“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主題創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是《十村記：精准扶貧路》報告文學叢書中的一本，真實而又詳盡地記錄了山西岢嵐縣陽坪鄉趙家窪村的百年歷史，回溯其貧困的原因，聚焦村中人物或家庭的生活變遷，用平實的語言、生動的細節全面地展現精准扶貧的非凡歷程，用有溫度、沾泥土、帶露珠的故事，講述趙家窪村在精准扶貧實施后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從一個微觀側面反映出近年來脫貧攻堅的豐碩成果。該書是作者魯順民、陳克海深入採訪、傾心記錄、思考三農問題的重要成果，也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中國鄉村歷史文學記述。書中人物鮮活生動、故事感人肺腑、脫貧歷程波瀾壯闊，在中國扶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中，留下了十分可貴的、真實的記錄。
　　這樣一部“中國好書”是如何創作出來的？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指的是什麼？駐村第一書記是如何工作的？趙家窪的扶貧工作是怎樣做的？我省脫貧攻堅工作的全貌又是什麼模樣？帶著這些問題，山西晚報記者獨家專訪該書作者之一的魯順民，他說，“從某種程度上講，趙家窪其實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側影，趙家窪村民的一張張面孔，其實是中國億萬農民的一個側影，這個側影倒映在碧藍的嵐漪河上，如此清晰，如此生動，也如此啟人思索。”
　　它是“十村記”裡唯一一部反映易地移民搬遷政策的書
　　山西晚報：《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是《十村記：精准扶貧路》報告文學叢書中的一本，“趙家窪”為什麼能入選這套叢書？
　　魯順民：這套叢書是《光明日報》與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劃組織的一套書。從2017年就開始策劃了，從組織作者，到下沉採訪，再到收集書稿、編輯、審閱、下廠、發行，前前后后經過三年時間才最后有了結果。這套叢書的策劃，開始顯然是從新聞角度組織的，選取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輪脫貧攻堅中去過的十個村落作為書寫對象，聚焦每一個村落在脫貧攻堅前后的變化。
　　2017年6月，總書記視察山西，考察了岢嵐縣的趙家窪村和宋家溝兩個村。而山西又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全國共有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山西就有兩個。山西的脫貧攻堅，備受全國關注，8大工程，20個專項，成績很大，許多做法都在全國推廣開來。趙家窪和宋家溝兩個村庄，一個易地搬遷全部出遷村落，一個是易地搬遷的移民安置點。而易地移民搬遷，是山西脫貧攻堅中最大的工程。截至2020年7月統計，全省共有47萬多貧困群眾出遷，其中城鎮化安置達到70%。趙家窪村不僅是全省首批實施易地搬遷的村庄，也是全省實施易地搬遷過程中“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的典型。
　　事實上，在這一套書裡，《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是唯一一部反映易地移民搬遷政策的書，其他都是寫這個村子過去如何貧困，現在如何富起來。但這本書恰恰沒寫這些，而是寫一個村庄的消失，顯得比較特殊。
　　山西晚報：那你寫“趙家窪”算不算命題作文？為什麼這個命題交到了你和陳克海老師的手上？
　　魯順民：既是，也不是。說是，是因為當時《光明日報》山西站找到作協，希望推薦一個人去寫，杜學文主席讓我“拿起來”。可是當時正在趕《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書稿，快要煞尾，沒敢貿然答應，后來寫完了才接下這個活。
　　說不是，是因為在寫作《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的時候，就有一種沖動。《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是全景式反映山西省脫貧攻堅的，面很廣，寫的時候真是費了大勁。最后採取緊貼8大工程20個專項行動政策來分章分節，把新一輪脫貧攻堅放置在“三農”問題的廣闊背景下來考察、書寫，寫的是故事，但政論味道特別濃。採訪過程中，一個村庄一個村庄走過去，就想，可不可以將一個村庄作為切入點作為考察對象來寫一下？這個想法在寫脫貧攻堅之前一直就有，因為自己關注鄉村有20年，行走鄉村有10年，一直有這個想法。這樣，《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寫完之后，很快又重返岢嵐縣，馬上進入了採訪。
　　寫一堆好人好事，要你來干什麼？
　　山西晚報：雖是受命之作，但你們把《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寫得很細致、很全面、很感人。全書從細節入手，為了這些細節，你們採訪了多久？為寫作下了多少辛苦？
　　魯順民：2018年8月，我和克海兩個人重返岢嵐縣，就趙家窪這個專題開始採訪。幾乎是連軸轉，滿滿當當工作了八天。最后一天返回的時候，開車還迷了路，在山裡轉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才返回太原。這樣算，是九天。
　　有評論家在看完《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之后，說這是一種翻箱倒櫃式的調查方法。翻箱倒櫃調查，一家一家訪談，家庭基本構成、家族的沿革、家族成員構成、家族的生存經濟，以及血緣、親緣、族緣、地緣等等諸般，都是採訪的內容。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社會學的調查方法。趙家窪村在2017年9月整體搬遷“銷號”（指在地理名錄中“銷戶”），舊村的房屋全部推倒復墾，經過幾十年變遷，人口星散，大部分在縣城周邊定居下來。採訪，就得一家一家尋找，尋到張家問李家，採訪李家順便問趙家，就這樣走訪了原趙家窪村民有40多戶近70人。做的工作，就是通過對每一戶家族史的鉤沉，來重構村落史，考察村庄從形成、興盛到最后消失的全程。
　　山西晚報：你們翔實地寫了“趙家窪”的前世今生，從曾經紅火的村庄到人口外流，從每一戶的致貧原因到安居重生，為什麼寫得這樣全面？
　　魯順民：中國的扶貧和脫貧攻堅，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已經走過了將近四十年。中國農村的貧困，在改革開放之前，貧困發生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多，家家窮，戶戶困，炊灶作難，凍餒之苦困擾過至少我這一代從農村出來的人，許多人都記憶猶新。這也是促成中國改革開放從農村邁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所以，寫一個村庄，寫一個村庄今天的貧困，必須考察它的歷史過往。就像富足不會突然冒出來一樣，貧困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現實呈現，而是一個歷史過程，也絕不僅僅是經濟維度的考量，還要顧及到精神世界、生存習慣、生產生活方式層面的因素。
　　像趙家窪這樣的村庄，也見過不少。10年行走，眼睜睜看著一個一個村庄從繁盛一步一步走向凋敝走向衰落，眼睜睜看著一個一個村庄小學校國旗落下，弦歌不再，眼睜睜看著一戶一戶人家舔食日月的灶火熄滅，眼睜睜看著曾經盛滿溫情的門窗封起，最后，眼睜睜看著一個一個村落如同蛇蛻空挂在山窪溝川。這中間發生過什麼？從2000年開始，持續十年關注鄉村這種變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鄉村凋敝似乎勢不可擋，但它凋敝的另一側，中國現代化建設突飛猛進，經濟高速發展，城市日新月異。這種反差其實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現代化發展過程的世界性景觀。
　　山西晚報：你們的寫作不是光奔著脫貧攻堅這一命題去的？
　　魯順民：就趙家窪而言，這個從形成到衰落，再到最后消失，前前后后不足百年的歷史。百年過程中，現代史上中國農村發生的所有大事件，都會在這個小山村留下痕跡，從抗日戰爭躲災避難，響應政府號召的大生產運動，到后來合作化、公社化，最后改革開放，直到今天，中國農村走過的歷程，並不因為其小其偏而落下半步。也就是說，村庄幾十戶人家，四代人口的遷徙浮沉，莫不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個人化呈現。百年趙家窪，如果說反映的是當下進行的脫貧攻堅，也沒有什麼不妥，但它給我們提供了太多的思考空間，關於農業，關於農村，關於農民，還有農村角角落落裡沉澱的歷史。反過來講，如果僅僅是反映脫貧攻堅，關於趙家窪和趙家窪村民的新聞報道已經夠多的了，不需要你作家去介入。既然作家介入，作家首先要想一想，如果你膠著於寫一件事情，寫一堆好人好事，要你來干什麼？
　　扶貧扶志，精神不倒這是“趙家窪”能夠立起來的理由
　　山西晚報：第一次去趙家窪採訪是什麼時候？
　　魯順民：是2017年的臘月，記得那一天是臘月廿二，快過小年了。當時是為了寫《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
　　山西晚報：那年9月，趙家窪村的村民就遷新居了，你們臘月去已經是易地安置后了，你看到了些什麼？
　　魯順民：當年9月，村民集體出遷，村庄夷為平地，住房拆遷復墾，隻留下一個村委會在那裡做遺跡保存。當時的心情確實有些復雜。第一次見到村裡的劉福有老漢，問他說想不想家？他抹了一把眼淚說，生咱養咱的地方，咋能不想。
　　我從小就生活在鄉村，而且行走鄉村十年，對鄉村的角角落落，對那裡盛放的日月不能說都清楚，但大致清楚。何況，還有未拆遷之前的趙家窪圖片在。但從心底裡講，欣慰多於感傷，因為沉重，所以歡喜。多少年來，每見到一個村庄空置在那裡，都會長舒一口氣：終於走了。這種心情好多人都不理解，其實，作為一個農家子弟，一輩子不知道哪些事情做得對，哪些事情做得不對，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做對了，就是千方百計離開了村庄。千百萬農家子弟千百萬種夢想，但離開村庄是他們共同的願望。事實上，到2017年9月趙家窪村整體出遷當月，原來全村總人口200多，隻剩下6戶人家13口人分散住在三個自然村裡。人口出遷，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經開始。為什麼出遷？作為從農村出來的人，比誰都清楚，村庄已經無法安放人生，更不用說夢想了。
　　山西晚報：所以還是得搬！
　　魯順民：是啊，不說其他，第一次進入趙家窪那一天，當地的最低氣溫是零下二十八九度，寒風梳骨，陽光刺目，電線上落的鳥都瑟瑟索索，閉眼把頭埋在自己的羽毛裡。當時就想，幸虧是搬了，若不搬，趙家窪那6戶人家13個人還得在走風漏氣的土房子裡挨過一個寒冬。說不定，還得熬過下一個寒冬。
　　山西晚報：說到劉福有，我想到了書中的“苦命人”曹六仁，因為“工作隊逐戶走訪，曹大叔沒有向工作隊提過任何哪怕一點點個人要求”。扶貧隊都來了，明明自己過得很苦，家裡負擔很重，可他什麼要求也不提，為什麼？
　　魯順民：在鄉間道德倫理判斷那裡，“貧和窮”是與“懶和散”相對應的，有許多老百姓並不認為被評為貧困戶有多麼光彩，“種坡地，吃救濟”，是最丟臉的事。所以，在精准識別過程中，雖然因為誰該建檔誰不該建檔有過爭議，但同時，也有許多地方發生過因為評定為貧困戶引起不滿的事情，老百姓講：你把我評成貧困戶，我還有兒，我還有女，兒要娶，女要嫁，弄成貧困戶怎麼辦？這關乎一個人的名聲。這種鄉村倫理非常強大，其實也是鄉村活力之一種，同時，也是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許多貧困戶被激發出內生動力的文化原因。
　　山西晚報：有人想當，有人不想當。你們奔波多地採訪了趙家窪的三代幾十口人，還有哪些人或事讓你印象深刻？
　　魯順民：能夠寫在書裡的人物，都印象深刻。比如老支書馬忠賢。老人已經八十多歲，一部趙家窪的村史就裝在他的肚子裡。老馬家從保德縣遷到趙家窪村，年輕時候就擔任村干部，深明大義，顧全大局，在由“亂家百姓”組成的趙家窪村威望甚高。但是，精准識別的時候，因為老人兩個兒子中有一個是鄉鎮干部，未能列入貧困戶之列，每年的1200元農村老干部補貼，是唯一的現金收入。當然，也無法享受針對精准識別貧困戶的各項政策。但老人說起村庄的過往，說起脫貧攻堅的現在，還有村庄的未來，心態平和，胸懷曠達，體現的是一位老共產黨員的擔當與責任，每每讓人感到震撼與感動。還有他的孫輩，年輕而陽光，少年時就出走鄉關在外打拼，自己在城裡開小吃店養活一家人，新一代山裡娃頑強的謀生能力令人難忘。寫在書裡的每一個，過得好也罷，歹也罷，你能夠感受到他們內心裡那一團火，盡管經歷過貧困，有些貧困甚至超出我們的想象與心理承受力，但他們對生活的熱望與希望從來丟棄過。所謂扶貧扶志，精神不倒，這也是趙家窪這一個村庄，作為一個文學形象能夠立起來的重要理由。
　　脫貧攻堅具體到一村一戶又得下一番“繡花功夫”
　　山西晚報：扶貧是從根兒上脫貧，不是撒錢。這本書每章都會以點帶面，解讀岢嵐、忻州，乃至山西、全國的扶貧工作，尤其對精准扶貧政策的解讀，讓沒有參與過扶貧工作的人有了全新的認識。
　　魯順民：我省為實現脫貧攻堅總結出8大工程20個專項，省市縣鄉村五級高位推動，政府職能部門幾乎沒有未涉及到的，趙家窪雖然是易地搬遷工程的重點村，雖然在搬遷之前隻剩下6戶13口人家，但脫貧攻堅的其他政策與措施都在幫扶過程中一點不拉全部要到位，比方健康扶貧“136工程”、退耕還林的補助政策、教育扶貧“雨露計劃”、光伏發電分紅等等，都涉及到每位建檔立卡和在籍村民的利益，或者說，這些扶貧政策和扶貧措施在惠及到趙家窪的每一位村民，尤其是建檔立卡貧困戶。一個小小趙家窪，雖然不能涵蓋國家扶貧政策和措施的全部，但它折射著脫貧攻堅這場浩大行動的方方面面。
　　山西晚報：書中提到以前“漫灌式”“撒胡椒面式”扶貧和現在的“滴灌式”扶貧的區別，就是“精准”，但是怎麼精、如何准、怎樣見實效，實施起來對每一個扶貧工作隊都是考驗，在你眼裡他們是怎麼做的？
　　魯順民：現在總結中國的扶貧事業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經歷了六個階段，但以1986年國務院正式成立扶貧開發辦公室為標志，扶貧工作正式納入政府工作重點，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時間。黨的十八大之后，“精准扶貧”成為新時代扶貧開發工作的關健詞，以區別之前的“漫灌式”“撒胡椒面式”的扶貧。這裡面，要弄清楚兩個概念，一個是相對貧困，一個是絕對貧困。相對貧困是地域性的，絕對貧困是一個一個個體。新一輪脫貧攻堅之前，“漫灌”也好，“撒胡椒面”也好，對應的是解決相對貧困，也做了許多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政策是對村對鄉，不對人。
　　可是貧困常常是具體的。2017年我們第一次開始採訪，當你直面具體的貧困戶的時候，他們的生存經濟、生存質量和生存環境，真是難以想像。團中央下派靈丘縣的第一書記高姍姍，入村訪戶，進一戶，哭一鼻子，進一戶，哭一鼻子，觸目驚心的貧困狀態實在是對人類良知的拷問。我們在採訪過程中，進村入戶，有時候一天裡幾個人都沉默不說話，心情很壞。
　　正像貧困本身不是一個單純經濟維度的考量一樣，精准識別、精准施策，最后精准脫貧也不單純是一個經濟維度的推動過程。
　　山西晚報：但窮有千種、困有百樣，該是如何“精准”才能覆蓋這“百樣千種”？趙家窪村有位帶著兩個殘障孫子孫女的老太太王三女，你在書中寫到“如果不是精准到人、精准到戶，這樣的老太太怎麼能進入扶貧視野？”
　　魯順民：窮千種，困百樣，致貧原因各不相同，晉北、晉南、晉東、晉西，貧困面貌絕不雷同，精准的過程必需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大致說來，經過一輪精准識別，那些讓我們一見就震驚不已的貧困戶基本上都建檔立卡，這個過程也是動態的，時時監控，時時調整。這在過去的扶貧模式下是不可想象的。
　　施策，就是如何幫，如何扶。全國的扶貧方式無非兩種，一種是政策兜底，政策對應。大病統籌醫療扶貧，解決因病致貧﹔低保、老年保險，解決失能致貧﹔退耕還林，解決少地失地致貧﹔教育雨露計劃助學貸款，解決因學致貧﹔免費培訓，舉辦農民夜校，解決缺技術致貧。這些國家都兜起來。另外一種就是開發式扶貧，具體地講，就是通過建立產業，發掘貧困地區的潛力，引進項目，帶動脫貧。兩項合起來，脫貧效果顯著。
　　第一書記和工作隊駐村，每天都在做這些工作，但具體到每一位貧困戶，扶貧要扶志，扶貧要扶智，做的工作相當細致。脫貧攻堅是曠世大工程，具體到一村一戶，又得下一番“繡花功夫”。
　　千千萬萬個陳福慶匯集起來的能量使得這項曠世工程能夠順利完成
　　山西晚報：說到第一書記和工作隊，趙家窪的第一書記陳福慶從駐村開始就每天寫《民情日志》，這個“日志”的內容在書中也佔了一定篇幅，這樣編寫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魯順民：駐村第一書記的《民情日志》，是每一位第一書記的標配，每一位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員都有。他們的《民情日志》既是他們的工作記錄，也是村情、民情、民意的即時呈現，現場感十分強烈。有的第一書記記得詳細，每天處理什麼事情，是什麼心情，常常能提供你坐在案頭無法想象出來的細節。陳福慶的《民情日記》，如果細分析起來，可以解讀出好多層面的東西，比方當日的天氣，庄稼的長勢，某一項扶貧政策的落實過程，還有面對貧困戶的感慨等等。曾讀過一位第一書記的日志，他初入村，群眾不理解，不認可，甚至抵制他。他記載那一天的苦惱與煩悶，一個人躲到樹林裡大哭了一場，然后抹了眼淚再回來。這樣的細節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
　　所以，書裡引述陳福慶的《民情日記》比較多。每一條記載，其實可以讀出記日記時的心情。這種現場感是描述語言所無法傳達的。
　　山西晚報：陳福慶是千千萬萬扶貧干部的代表，你走訪過我省多少個貧困縣？對扶貧工作者怎樣看？
　　魯順民：21個。新一輪脫貧攻堅開始，山西省每年沉在脫貧攻堅一線的第一書記有10009名，加上工作隊員，全省保持34000多名干部常年堅持工作在貧困村庄，這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從2017年到現在，全省共有70000多名干部有過駐村工作隊和第一書記的工作經歷，他們有來自中央直屬部委、省直單位、國有企業、高校，還有市、縣下派干部。這些扶貧干部中，絕大部分沒有農村工作經驗，甚至連農村生活經歷都不曾有過。農村工作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但是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感到到了農村脫貧攻堅第一線收獲甚多，感悟甚多，農村工作的復雜性，農村環境的陌生感，還有每辦成一件事，老百姓對你的認可，對你的好，另外有一種成就感，這些對他們而言，是一個不小的鍛煉。
　　下派第一書記駐村，也不是新一輪脫貧攻堅開始后才有的，前前后后，至少有二十年了。往常第一書記駐村，客觀上講，他們下去一不帶項目，二沒有工作經驗，三也沒有多少責任，下去扶貧，一年去上幾趟，落實幫扶單位的項目，過年過節慰問，就這麼幾件事，壓力並不大。新一輪脫貧攻堅開始，要駐村工作隊五天四夜堅守崗位，從省委組織部，到各市、縣下鄉辦，不定期查崗，非常嚴格。紀律要求你必須堅持在第一線之外，這一次干部下沉基層，精准識別、精准幫扶、精准脫貧，落實政策、謀劃產業、整村提升、黨建活動等等諸般，都需要第一書記親力親為，相當於把一個窮村子爛村子散村子交給你，讓你在這上面繡花刻字，不下一番功夫根本做不到，手裡有做不完的“營生”，說是“五天四夜”，一周可以回一趟家，但常常是一個月兩個月沉在村裡走不開。
　　山西晚報：你的書裡寫了，扶貧工作者的家就在貧困村，貧困戶就是他們的親人，他們天天就和這些“大爺大娘大叔大哥”生活在一起，和貧困戶的牛啊、羊啊在一起，那他們自己的家和親人呢？
　　魯順民：34000多名工作隊員，10009名第一書記，常年沉在基層，沉在幫扶村庄，意味著什麼？就意味萬千干部背后是萬千家庭的奉獻，工作隊員們拋家舍業，別父母，別妻兒，家裡這一攤子都拋給妻子或者老人。縣一級干部還好一些，畢竟離家比較近，可以一天打來回到家裡看一看，但省一級和國企下派干部就不一樣了，比方晉城煤業集團幫扶點在嵐縣，我認識在嵐縣官庄村的第一書記田亮，官庄村距離他家將近600公裡，回一趟家得走整整一天。有一次，他兒子在學校不小心磕碰受傷，愛人打過電話來一邊哭一邊說，而他手頭恰恰有一項重要工作要完成，根本無法分身，隻能隔著將近600公裡安慰。心在哭啊！貧困村落，常常深處山區，交通不便，出入不便，許多干部甚至自己就是一身的病，照顧不了家裡，也照顧不了自己，帶病在那裡工作。這裡有許許多多感人事跡，在《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那本書裡有詳細的記錄。
　　山西晚報：是啊，你筆下的陳福慶每天醒來就想著給村裡的貧困老人們擔水，他還要帶人到太原看病，給貧困戶出村去買東西﹔還有每一個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從勞作到收入、從子女到家史，他全部要了如指掌，哪有時間回家。
　　魯順民：山西省扶辦主任劉志杰曾動情地說過：我們的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同志，在一線是流汗、流淚又流血，他們真是太不容易了。的確，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員駐村，說起來也不簡單，入村，是不是被接納？工作，是不是所有村民能理解？但他們都挺了過來，他們付出了辛苦與智慧，克服了許許多多困難，過五關斬六將，最終成為村庄的一員。說流血，一點不夸張，脫貧攻堅決勝5年，全省就有47位同志倒在脫貧攻堅崗位上。除此之外，還有個人利益的付出。因為交通不便，許多第一書記都是自駕車來回扶貧點和家裡，每一回都是上千公裡的奔襲。我們單位的李浩東，駐村五年，已經跑壞兩輛車。還有省教育出版社駐五寨第一書記王帥，兩年多來回，一輛新車跑了30萬公裡。這不是個例。辛苦不說，油錢自己貼進多少？臨縣林家坪第一書記康世海，他來自省機關幼兒園，老百姓告訴我說，康書記進村裡，口袋裡就裝不住個錢，每一次入戶，裝上500塊錢，走一圈就全送給那些貧困戶了。
　　說起來都是細節，但這種奉獻幾乎由不得人。2020年，我省58個貧困縣全部摘帽。我經常說，這是一項全社會動員起來的大工程，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是主力軍，他們回歸土地，回歸農村，與農民結下深厚友誼，是千千萬萬個陳福慶匯集起來的能量，使得這項曠世工程能夠順利完成。
　　山西晚報：村民和扶貧工作隊的人感情應該很深。
　　魯順民：是啊，深入基層，感觸甚深。2019年春天，我們開始以第一書記為主題的採訪，那一段時間，按照省委組織部統一安排，正是新老干部交接的關口，各地各村都在輪換交接。這時候，許多村裡的老百姓聯名上書幫扶單位，要求把他們的第一書記繼續留下來，村裡八十多歲的老翁聽說要挽留第一書記，不辭勞苦坐上大巴，不遠千裡趕到太原跟領導“說情”。在大同雲州區一個村，頭天晚上已經完成交接儀式，第二天一大早起來，自己的車子被鐵鏈拴起來，車頭那裡還躺著一個人。村民用這種笨辦法挽留，用這種笨辦法來表達自己對第一書記的情感。被留任，被續任，這樣的“事件”也不是一件兩件，全省58縣，縣縣每年都會有不少干部被挽留下來。有的同志甚至連續十幾年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崗位，從一地輾轉另一地，一村脫了貧，再到下一村謀劃扶貧。
　　即便任滿一屆回到機關，有些同志還不自覺地把駐村扶貧的村落當作第二故鄉，村裡人有什麼困難都會找上門來。因為共同的駐村經歷，回城的同志建立各種微信群和朋友圈，成天就是說脫貧攻堅這個事情。
　　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或者能致富這是易地搬遷的一個系統工程
　　山西晚報：你的書從2016年6月工作隊進駐趙家窪村寫起，經過2017年全村易地安置，到2018年夏貧困戶脫貧開始新生活落筆。兩年的時間跨度，看似不長，工作卻做了許多，而趙家窪村用這兩年時間更是完成了消失與重生，全村人“換了水土”，移居住進了精裝修帶家電的樓房，看著真是歡喜。你是切身體會過，見識過這美好的，情感上應該不隻有歡喜吧，因為這個過程太不容易。
　　魯順民：貧困村裡的房子，尤其是窯洞，好壞全放在一邊，每一塊磚頭，每一根房梁，都被自己的主人撫摸過不止三遍，蓋一處房子非常辛苦。現在整村出遷，傾注了自己半生心血的房子會被一下子推倒、拆遷、復墾，撂在誰那裡都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情。還有，自家養的牛，養的羊，把這些處理之后，相當於把自己的日月也一並處理了。書裡寫到的趙家窪村的劉福有兩口子養的那兩頭牛，老伴楊娥子一入睡就夢見牛被牛販子賣到了殺坊，一次次夢見，一次次哭醒，千般不舍，萬般難割。所謂“金銀可丟，熱土難離”，所謂“金窩窩銀窩窩，不如自家的土窩窩”，這樣的民間俗語在這個時候來得是一點也不矯情。按照易地移民搬遷政策，在安置點住新房子，從理論上講，是把村裡的房子作價置換復墾，你才能幾乎不用多少花費就遷入新居。這跟先期出走的村民還不一樣，已經在城裡安頓下來，村裡雖然留著房子，感覺完全不同，這是連根拔起，感情上接受不來。說起搬遷這個事情，在採訪過程中見過太多的悲情。什麼好聽的話都聽過，什麼難聽的話也聽過。
　　山西晚報：村民們的情感這麼復雜，工作隊工作起來應該也有困難吧？
　　魯順民：工作隊隊員的心裡其實也是五味雜陳。易地，搬遷，雖然說是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硬任務，有政策兜底，可是他們跟村民在一起待了將近兩年，這樣的農業立地條件，這樣的生活條件，這樣的生存經濟，6戶人家13口人如何脫貧？工作隊一走，饒是你脫貧政策不變，可村庄有沒有發展前途？這13口人怎麼辦？橫陳眼前的諸種困擾怕是比易地搬遷更讓他們犯愁腸。所以，動員、說服、勸說還得一點一點來。
　　山西晚報：搬遷新居是好事，但因為村民舍不得還得做工作。
　　魯順民：由農村遷城市，連根拔起，就是去過另外一種生活，從土房子住進單元樓，做飯用燃氣灶，取暖有暖氣，窗明幾淨，整潔亮堂。生活的小區緊挨縣城，到夜晚車水馬龍，燈炬齊明，文化生活豐富，更不用說日常採買，總之是方便。可這些做夢都想不到的享受，適應起來也得一個過程。說千道萬，先從思想上進城，天經地義，理直氣壯，然后才能慢慢適應下來，如何從一個農村人做成一個城裡人。
　　山西晚報：從村裡人變成城裡人，扶貧工作隊的細致又一次在你的書中體現出來，他們要教這些大爺大娘大叔大哥們怎樣開家門，怎樣用燃氣灶、自來水、電飯鍋，怎樣用水卡、電卡買水買電，還要惦記他們家裡停水時有沒有儲水、晚上關沒關燃氣閥。更重要的是要考慮他們不再種地、養牛養羊，通過什麼來增加收入維持生活。給人找營生是多麼難的事情，你採訪過的扶貧工作者都是怎麼做的？
　　魯順民：易地搬遷，的確有許多現實問題橫陳眼前。留在趙家窪村的人，盡管生活質量不能說高，就醫不方便，採買日常用品不方便，什麼都不方便，但基本上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一進城，不說煤水電，不說物業，買棵蔥都得花錢，生活成本勢必跟村裡不一樣。
　　后續產業怎麼辦？進了城，不種地，不養羊不養牛，如何生活，生計怎麼解決？生活成本大，生計又堪憂，這就是如何能夠穩得住。“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或者“能致富”，這是易地搬遷的一個系統工程。各地有各地的著數，各地都有各地因地制宜採取的措施，引進服裝加工、拱棚有機種植等等新型產業創造就業崗位﹔讓搬遷戶至少一戶有一人就業，有收入﹔還有利用各種扶貧政策，給搬遷戶安置公益性崗位，讓他們手頭有事干﹔還有舉辦各種務工培訓，掌握生存技能，解決剩余勞動力，比方現在有名的“天鎮保姆”“呂梁護工”，讓成千上萬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進更大的城市，在那裡務工。
　　山西晚報：搬家不意味著結束，是新的開始。
　　魯順民：村庄消失，人都遷進城裡，幫扶的政策和幫扶的工作沒有消失。各地情況不同，就岢嵐縣而言，趙家窪村搬遷進城之后，跟其他村庄上萬人居住在一個小區內，黨支部和村委會合在一起成立聯合黨支部和社區管理機構，幫扶單位還沒有變，搬遷之后，后續工作還由他們來操持操辦。
　　山西晚報：通過這樣一件又一件瑣碎的小事，一樁又一樁重要的大事，工作隊和被幫扶人員之間有了深厚的感情，你書裡寫到“豈止是依賴，簡直就是信賴”。王三女的存折、社保卡都讓包戶幫扶的縣人大領導保管著，遷入新居第一天老太太就把一把房門鑰匙交給縣人大領導，“她信得過這個縣裡的‘大頭頭’”。這樣的人間真情你在採訪中見得多嗎？
　　魯順民：不能說所有的貧困戶對包村干部都像趙家窪那種依賴和信賴，但至少大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故事呈現方式不同，但每一個村庄，每一時刻都在發生著。
　　山西晚報：你先后寫了《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第一書記故事》和這本《趙家窪的消失與重生》，“脫貧攻堅”這四個字在你心裡怎樣解讀？
　　魯順民：對於脫貧攻堅的解讀，寫了幾本書，從來沒有把新一輪脫貧攻堅放置在主旋律層面上去解讀，在我們的記憶裡，中國扶貧三十多年，脫貧攻堅進行了幾輪，並不是現在才有的。三十多年堅持不懈，怎麼解讀都不過分，比方，為世界減貧做出了巨大貢獻，比方，讓貧困群眾走出貧困奔向小康，等等。要看到，中國的脫貧攻堅與世界性反貧減貧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的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長期積累的問題也有目共睹，貧困，是這些問題的中表現特別突出的一方面。
　　新一輪脫貧攻堅有著多方面的意義，比方政治倫理。記得在2016年，山西省委書記在脫貧攻堅動員大會上說就：打不贏脫貧攻堅戰，就對不起這塊紅色的土地。這樣的動員令最有效果。山西省兩大集中連片貧困區域，58個貧困縣，與抗戰時期中共四大抗日根據地區域高度重合，為抗戰做出過巨大貢獻。就岢嵐縣而言，1939年晉西事變之后，續范亭率山西新軍開赴岢嵐長期駐扎﹔就趙家窪村而言，抗戰時期收羅各地流民和移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為根據地建設出人出工出力，流汗流淚流血，也是一塊血性土地。所以，脫貧攻堅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其次，中國農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為中國從一個近代農業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做出了巨大犧牲，直到今天，中國農村還在源源不斷提供著勞動力、糧食和土地，反貧困在今天的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注意到，脫貧攻堅，與美麗鄉村建設和振興鄉村戰略幾乎無縫對接。新一輪脫貧攻堅，絕不是經濟維度上解決貧困的問題，而是一次對三農問題的重新整理，唯其如此，中國的農村，尤其是貧困村落，才能被放置在一個高水平的發展平台上，盡快與現代社會接軌，盡快融入到現代社會裡面去。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

　　作者簡介
　　魯順民：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西文學》主編。著有《380毫米降水線——世紀之交的北方農村和農民》《天下農人》《潘家錚傳》《朱伯芳院士傳》《山西古渡口》《禮失求諸野》《送84位烈士回家》《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第一書記故事》等，獲得趙樹理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等獎項。
　　陳克海：文學創作二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文學》副主編。出版有小說集《清白生活迎面扑來》《道德動物》《簡直像春天》《墊腳箱》、長篇報告文學《送84位烈士回家》《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第一書記故事》等。曾獲趙樹理文學獎、莽原文學獎、首屆土家族文學獎。

(責編：褚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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