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寒假里，学校常给学生们布置一项特殊的“作业”——拾粪，开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得交够足额的“粪票”。于是，我们两三个一伙，或抬着箩筐，或拉着小铁轱辘车，拿着小铲，穿梭在大街小巷里，捡拾着马路上遗撒的畜粪，主要是马粪。
　　因为城里的孩子们几乎都有这项作业，所以没过几天，“簇簇人闻马粪香”，城里马路上的畜粪很快成了“凤毛麟角”，有时因为畜粪的归属还常常争吵得不可开交。鉴于此，与我搭伙抬箩筐的同学提议，咱们跟踪上一辆马车，只要马屁股一撅，那粪就是咱们的了。
　　这个主意不错。一天，我俩选定了一辆马车，跟着一路小跑，不知不觉来到了城西南汾河边上的迎泽大桥。眼前突然一亮，与迎泽大桥紧邻的那座不起眼的水泥桥上，畜粪一坨一坨的，还有风化干了的，这座水泥桥就是太原人俗称的“洋灰桥”。
　　洋灰桥，是侵华日军为最大化地掠夺太原的物质资源而修建的，在当时是两岸连通的唯一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在洋灰桥南面几十米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史前最长最宽最宏伟的迎泽大桥，洋灰桥也被保留了下来。直到70年代初，又新建了胜利桥，彼时横跨汾河天堑的市区公路大桥也就三座，每一座桥都显得很珍稀，于是洋灰桥便成了非机动车的专用桥。每天，洋灰桥上往来的马车、平车、三轮车及自行车等络绎不绝，相比之下，旁边的迎泽大桥上过往的机动车则显得冷清多了。
　　我俩抬着粪筐就在这座700多米长的洋灰桥上走了两三个来回，很快便拾满了两箩筐马粪，工作量相当于在城里的马路上跑了两天多。于是这座桥便成了我们假期拾粪的最佳“打卡桥”。
　　那时，城里居民们的蔬菜主要靠周边郊区的生产队供应，运菜的车几乎都是马车，偶尔也有慢腾腾的牛车和轻便快捷的驴车，洋灰桥是这些畜力车进城的“官道桥”。马车是“官道桥”上领先的畜力车，有一匹马驾辕的，也有两三匹马驾辕的。三匹马驾辕的车最为气派，叫做“三驾马车”，车帮子又高又长，载重量也大，如同当今的载重大货车，行驶在洋灰桥上很是“霸道”。所以，三驾马车很受农民待见，也受拾粪孩子们的“追捧”，因为跟踪三驾马车拾到粪、多拾粪的几率大。
　　有时，我们趁桥上马车拥堵的空儿，悄悄把粪筐挂在车尾，待马车走动时，上半身趴在车尾板上，蹭车歇脚，一颠一晃地享受着马蹄声疾、车轮滚滚的舒适感。一路孤闷的车老板回头看看我们，多数时候并不呵斥，有的反而一甩手中系着红绸子的马鞭，马车跑得更快了。我抬头看着车老板神气的模样儿，心里羡慕极了，自己长大后要能当个车老板，扬鞭催马奔跑在洋灰桥上，该有多么惬意呀！如今，我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常常疾驰在最新建成的迎泽大桥上。如此天壤之别的梦想，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卫生，所有过洋灰桥的畜力车须配挂集粪设备。于是，一匹匹马儿的屁股下都拴了一个马粪兜，一路上的马粪蛋都滚落进了马粪兜里，带回自家田里。这倒也好，肥水不流外人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彻底淘汰了进城“务工”的马车，洋灰桥上再也看不到畜力车了。
　　再后来，洋灰桥于上世纪90年代拆除了，这并不遗憾。如今，横跨汾河的景观大桥二十几座，它们像一道道飞跃在太原城市上空的绚丽彩虹，成了市民们争相打卡的“网红桥”。但我与洋灰桥结下的“拾粪情结”久久不能忘怀，它曾是太原路桥岁月里的一朵汾水涟漪。

彭庆东（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