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李琳之的《元中国时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从考古发现出发，援引史籍，讲述了尧舜禹部族的千年恩仇，迥异于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禅让传说，立刻引起不小轰动。不久前，新作《前中国时代》又面世，李琳之的目光投向了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更久远也更陌生的时代，以传统说法而言，也是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时代。但李琳之透过历史迷雾、分析史料典籍、考察文化遗址，揭示出的却是一个蒙昧蛮荒的世界。但就在蒙昧蛮荒中，孕育着文明的因子，“中国”躁动着，像即将跃出地平线的太阳。
　　李琳之并非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专家，作品由是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李琳之认为，他的每个观点，都来自于对古籍史料的解读研判和对文化遗址的考察分析，经得住批驳和反问，记者提出的每个问题，他都严谨地做了解答，以至于远远超出一般稿件的篇幅。记者遂尽可能保持其回答原貌，同时也希望给读者尽可能地展现出他勾勒的那幅上古历史画卷。
　　1　前中国时代已经具备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山西晚报：“前中国时代”是否可以称为“中国”？这个中国是文化意义上还是空间意义上的？
　　李琳之：“前中国时代”中的“中国”有着特定的含义，是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即已经具备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国。不管是空间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它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题中之义。“前中国时代”是指最早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诞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大致距今6000年到4300年。这段时间是文化意义上中国形成和发展时期，亦即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孕育时期。如果按照文化意义中国的标准，是可以称为中国的，但如果按照政治意义中国诞生的标准来说，只能称之为“前中国”。
　　山西晚报：这个时代和之后的时代，在文化或精神上有什么相通之处？您发现了什么证据？
　　李琳之：这个时代和之后至商王朝覆亡这段时期，我分别称之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是指最初的政治意义上中国诞生的雏形时期，大约距今4300-3800年。从文献记载看是“五帝”后期，即尧舜至夏代早中期；早中国时代是指政治意义上中国完全形成之后最早的那段时期，大约时间为距今3800-3046年。从文献记载看，是夏代晚期至商代结束这段时期。
　　前中国、元中国和早中国三个时代，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这重点表现在龙文化、历法文化、敬天祭祖文化和玉文化等，在这三个时代都被先人们奉为圭臬，成为了他们共同认可的核心文化理念。
　　以龙文化为例。距今645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后岗一期文化45号大墓发现的蚌塑龙虎鹿等图案，是迄今所见最早具备完整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龙形物，该图案的摆放及其整个大墓形制的设计规划也是史前中国比较早的历法和星宿思想的实物体现。随着后岗一期文化主动或被动地在中原地区向外广泛传播，龙这一灵动而神秘的身影在之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在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和黄河中下游流域等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进入元中国时代之后，龙又以栩栩如生的图像形式被绘在陶盆上，先后出现在陶寺遗址的四座王陵中，成为最早的中国图腾。在早中国时代，夏王朝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龙文化，继续将龙作为了国家图腾和天子的象征。如二里头二期宫殿院落发掘出的一座王墓中，墓主骨架头部前面就摆放着一条大约由2000块绿松石和一些玉料制成的“龙”形物。
　　2　任何粉饰和涂抹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山西晚报：您在《前中国时代》中提及了许多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何判断一种文化是弱势的，另一种文化是强势的？
　　李琳之：判断一种文化是强势还是弱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看它的内涵丰富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其所遗留文物数量的多少和文物质量等次的高低；二是看该文化中心遗址面积的大小，该遗址是普通聚落、环壕聚落还是更高级的城；三是看该文化所覆盖范围的大小，也就是说，看它的势力范围有多大；四是看它影响范围的大小，亦即看它在其他不同文化中出现的器物种类、数量、频率和所占比重有多少；五是看该文化持续时间的长短。
　　山西晚报：那在错杂的多种文化中，如何断定一种文化侵略了另一种文化？
　　李琳之：这属于考古界的一个难题，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的传承和变异等相关问题，但也并非无标准可循，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看该文化系统中所继承的本地文化因素多还是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多；二是看新出现的文化因素中，本地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各占比重大致有多少。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看这支文化中属于精神信仰的文化因素和日常用品文化因素，在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各占多大比例。一般而言，属于精神信仰的文化因素是某一族群所固守的文化传统，它不会因部族的迁徙而轻易改变，一旦有机会，它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物化在聚落、住宅、坟墓、器物上表现出来。譬如，聚落住宅的布局和结构，坟墓的形制和朝向，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实际都在体现着该族群长期以来所坚守的传统信仰。与此不同的是，那些“锅碗瓢盆”一类的日常用品，较容易被外来族群所吸纳，一般很难体现出其主人的本地或外来属性。
　　随着考古技术的日渐发展，古人类DNA鉴定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手段也逐渐在考古实践中得以应用，这样一来，一支考古学文化主人的构成比例，尤其是上层统治者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就可以更明确地从中观察出来。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呈现了史前中国大地上各部落互相征伐、野蛮而残忍的景象。但儒家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大同之世，是一个黄金时代，您的看法与之有本质的区别。
　　李琳之：儒家的叙事传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讳莫如深，深则隐”，其目的是打造血统一致的先祖文化，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寻找“受天命”的正统依据。
　　文化和历史是两个概念，文化是求同，历史是求真。求同就必然会导致虚饰、美誉，乃至造假。所以，儒家所谓的三皇五帝时代，尤其说西周乃大同之世、乃黄金时代，更多是儒家的理想，而非历史本身的真实状况。《前中国时代》呈现的史前中国大地上各部落互相征伐、野蛮而残忍的景象，是通过考古学所揭示出来的真实场景。要还原历史，就必须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任何粉饰和涂抹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3 史料典籍中的话并非金科玉律
　　山西晚报：您对古籍的解读，有没有“六经注我”的倾向？比如说，您把黄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释成黄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在您的书中，您把古籍中大多帝王领袖的父子关系解读为部族和它的衍生部族。
　　李琳之：“六经注我”的情况肯定会有，但这不是我的意愿。尽管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在尽力避免，然而作为一个能动性很强的主观个体，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多多少少总会把自己的主观性判断强加在上面，这不是我，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我在书中把黄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释成黄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也是这样一种情形。
　　首先，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延续有近千年的族群或族群领袖的统称，这在古籍中有记载，在当代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也是一个基本常识。既谓之延续有近千年的族群或族群领袖的统称，何来生子“二十五”？这显然说不通。
　　其次，所谓“子”在古代有多种内涵，有时指儿子，有时也指女儿；有时是对人的尊称，有时也用于计时，如子时、子夜。更重要的是，“子”还指代某种爵位，如子爵等。所以，黄帝生子“二十五”人如果从字面解释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从黄帝族群中衍生出来二十五个部族，而这二十五个的部族首领统称为象征某种爵位或官位的“子”。汪海波所著《蚩尤考证》（齐鲁书社2014年版），就认为战汉文献所谓“黄帝之子”“蚩尤叛父”云，并非是指血缘之父子，而是指臣属关系。
　　再次，黄帝生子“二十五”人云云，其实是一种神话的说法，是用来突出黄帝作为“人神”的伟大。我们要探究的是不掺杂虚饰成分的真实历史，所以不能纠结于表面上的词句，而要掀开神话的外衣，去揭示这一神话所要反映的本质内容，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
　　我在书中把黄帝生子“二十五”人解释成黄帝部落又衍生出若干部族，是基于对黄帝时代的考古学观察所作出的结论，因为黄帝族群的遗存——西阴文化恰恰可以根据地域文化面貌划分为若干类型，而这若干类型就是西阴文化向外扩张的产物，亦即西阴文化的子文化。另外，“二十五”不是一个确数，而是表示多的意思。
　　山西晚报：也就是说，在学术上也是能站住脚的。
　　李琳之：10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贾连翔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清华简关于战国时期“百科全书”的新发现》一文，简文有“黄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这样的说法。如果从表面看，清华简这个记载同其文献对黄帝、蚩尤的记载是矛盾的。但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同上述黄帝生子“二十五”人的说法是暗相契合的。《管子·五行》记载，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后，留在当地的蚩尤九黎族首领沿袭了蚩尤的名号，并成为黄帝手下著名的“六相”之一“当时”。“当时”是一个观天测象、制定历法的官职。而蚩尤部族所活动的核心地区豫北冀南在涿鹿之战后变成了西阴文化的子文化——钓鱼台类型。
　　"清华简"这个最新发现说明了我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的。
　　不独黄帝是这种情况，上古时期所谓的帝王叙事大都延续了同样的思路，而且其各自的考古学遗存也都对应着同一种文化系统内部的不同文化类型，所以我才在书中把这些帝王的父子关系解读为部族和他的子族，这在学术上不是不严谨，相反，恰恰是我对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以后而做出的最严谨、也最贴近历史实际状况的解释。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权威的肯定，譬如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书吉教授就在最近撰写的一篇评述《前中国时代》的文章中，就完全认可这一说法。
　　顺便在这里说一句，对古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那些片言只语、似是而非的记载不能全信，更不能照字面的意思作机械式的理解。我们国家目前的上古史研究情况严重滞后于考古学的发展，与此不无关系。道理很简单，这些文献落后于所记时代有数千年之久，从本质上看都是传说追记或无限放大的神话，你把其中某一句话作为金科玉律岂不荒唐？更何况，这些文字的原始涵义及其叙事方式，也与我们现代人的既有观念、思维模式不完全相同。
　　4　上古传说的“古帝王”不能完全否定
　　山西晚报：如何判断某一种文化是属于黄帝、炎帝或者是蚩尤？黄帝等古帝王相当晚出，大多是方士、游士虚构的。你断定某个文化遗址属于某个古帝王是不是有些武断？
　　李琳之：判断一种文化的族群属性主要是从时间、地点、文化内涵以及与之相关文化的背景等众多方面予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
　　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例。在古文献中，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炎帝在黄帝之前，但炎帝晚期与黄帝早期有重合，蚩尤又在炎帝之后，末期与黄帝有重合，是炎帝族群的一个分支，所以蚩尤又自称为炎帝。蚩尤先是和炎帝发生战争，炎帝失败，之后就有了炎黄联盟共同发动讨伐蚩尤的涿鹿之战。炎黄联盟取得胜利后，蚩尤残部南逃，由此诞生了南方苗蛮集团。与此同时，黄帝向东征伐，收服了东方夷民太昊集团；向西，又和炎帝发生战争，将炎帝驱逐出中原。黄帝、太昊之后是颛顼。炎帝和黄帝都属于华夏集团，蚩尤身上兼有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的属性，而颛顼则兼具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属性。如此等等。
　　有了这样上下左右的互相关联的“人物”、地点和时间关系，剩下的工作就是从五六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中予以梳理，并进行比照和鉴别。
　　我曾长时间确信一个所谓的常识，即黄帝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因此就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段中寻找相关遗址、遗迹，但结果是一无所获。事实上从考古学揭示的场景观察，这个时段的中原地区是群雄并起的混乱时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海岱地区中期大汶口文化的半殖民地和准半殖民地。
　　在长期寻之不得的情况下，我把眼光向前推移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推移让我顿生柳暗花明之感：发源于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大致活动时间在距今6800-6000年；从半坡文化分离出来、后来落脚到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大致时间在距今6500-6000年；受半坡文化影响而诞生于晋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及其后继的西阴文化，大致时间在距今6200-5300年；由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变身的早期大汶口文化，大致时间在距今6300-5500年；之后是就是中期大汶口文化势力的崛起和对中原大地的席卷，大致时间在距今5500-5000年。从“人物”、地点、时间关系及其上下左右的互相关联观察，半坡文化就是炎帝文化，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及其后继的西阴文化是黄帝文化，后岗一期文化是蚩尤文化，海岱地区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太昊文化，而中期大汶口文化则可能就是颛顼文化。我又从文献记载的炎帝、黄帝、蚩尤、太昊和少昊的相关特征及其相互之间摩擦、纠缠、碰撞和融合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同这些考古学文化内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对比，大体上都能对应起来。也就是说，局部和整体，包括空间上和时间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所呈现的历史场景两条线索完全能够弥缝、啮合、会通。这也就意味着，我的叙事逻辑和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是趋向于一致的。
　　我的这种判断并不是武断，而是基于考古学发展的逻辑所作出的结论，如果认为我的叙事是错误的，那你首先要推翻相关的考古学成果。
　　山西晚报：能再具体地说一说吗？
　　李琳之：以“三皇五帝”为核心内容和框架结构的中国古史体系肇始于春秋，培育于战国，成形于两汉之际。
　　战国时期，“古帝王”名号一下子涌现出好多。《庄子·天运》首次提到了“三皇五帝”，但仅是一个名称，并无具体的人选。之后，经过《韩非子》和《易》的整理，到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古乐》提出了“五帝”，但这五位帝王是配合五个方位而成的“五方帝”，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不大。
　　两汉时期，古史体系逐渐成形。“三皇五帝”在目前能看到的文献里都开始露面了，不过，各家所提到的“三皇五帝”具体人选，还是不尽相同。
　　司马迁意识到其中有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于是亲下田野访察，最终采纳《大戴礼记》中“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说法，作为他搭建《史记·五帝本纪》古史体系的基本框架结构。这个体系以黄帝为首，并说此后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以及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弃都是黄帝的直系血缘后代。这成为后世尊黄帝为华夏民族共祖的滥觞。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套说辞错讹百出、荒诞不经，但仔细揣摩，其中也不乏反映历史真相的合理内核，并非都是伪造。
　　首先，从春秋至秦汉，虽然后出的“古帝王”越来越多，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古帝王”是后人无中生有的编造。因为上古时期并没有文字能够记录下来这些“古帝王”及其相关事迹，所有文献记载的“古帝王”都是从民间传说中梳理出来的。从春秋至秦汉，“古帝王”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古代史学家们对上古史的调查、研究、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精细这一状况的折射反映。应该说，这套体系是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经过漫长时间调研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虽然其中不无因时代和个人认识局限等所造成的虚假因素，但我们要看到其中的合理内核，而不能轻易地全盘否定。
　　其次，透过所谓的“三皇五帝”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漫长“古史”纵横交错的立体影像，其中的“三皇”“五帝”和其他“古帝王”并非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在不同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部落、酋邦、古国的名称或是其数代首领的统称。
　　再次，以“三皇五帝”为框架建立起来的古史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呈现的是这个漫长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坐标点——这些“古帝王”都应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表征语，在总的历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确的，这也是从春秋至秦汉，以至于到唐宋时期，无数先贤在经过无数次呕心沥血的研究后才奠定的框架结构，即便是在今天考古学成果不断涌现的年代，不但没有人能把它完全推翻，反倒从某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古史体系的大框架是对的。
　　5　书有争议，值得自豪
　　山西晚报：您的书出来之后，有很多争议。
　　李琳之：一本书出版以后能引起争议，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我的叙事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赞同者认为，《前中国时代》注释就达到了1265条，而且绝大部分是来自当代考古学方面的论著和考古发掘报告。书中的每一个论据、每一种引用，甚至每一句话都注明了出处和来源，作者是没有凭空想象的空间的。如果说是想象，作者能把数以百计的遗址、遗迹、文物想象出来吗？能把几千年的史前中国考古学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脉络想象出来吗？
　　批评我的人先认定我是作家、诗人，而作家、诗人嘛，只能写写小说、写写诗歌，至于研究上古史这种专业的事情只能交由考古等专业人士来做。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的叙事就是作家的想象。
　　你问他们，具体哪里是想象？能否明确一些？很少有人能答上来。所有的怀疑以至于抨击的言论，都是因为我的身份、我的叙事方式不合乎他们的常识和既定的思维逻辑而引起的。遗憾的是，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基本上没看过《元中国时代》和《前中国时代》这两本书，或者说只是粗粗浏览了一下。他们不知道，这两本书近百万字，总计32章、153节，这还不包括前言、引子和后记，其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是整个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别说不看全书，就是只看其中一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盲人摸象的效果。
　　说到作家和诗人的头衔，我需要澄清一下，我从未写过小说和诗歌，说我是作家、诗人真的有点高抬我了。我的确也不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科班出身，我读大学、读研究生，读的都是哲学。从10年前开始介入上古史这个领域，至今我已经出版了与上古史有关的6本著作。可能因为《中华祖脉》等4本采用的都是学术大散文的体裁，我就被称为作家了。称我为诗人，可能同作家蒋泥在《中华读书报》刊发的《李琳之的诗人情怀》一文有关。但诗人情怀和诗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科班出身于一个领域，而后进入另一个领域做出成绩，并不鲜见。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就不是考古学科班出身，他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先攻读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后来改成了人口学。在转入哈佛大学后，他读的是人类学，最后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
　　现时代的科技等领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往往不是来自该领域内部的自身变革，而是来自外部的突破。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其中原因很多，但旧学科、旧领域的一些腐朽滞后的清规戒律、门派偏见和陈旧观念等，可能才是阻碍其向前发展的致命性因素。
　　山西晚报：您在书中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在您看来，哪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李琳之：这很多了，譬如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是蚩尤残部南逃遗存，距今5500-5000年的中期大汶口文化是颛顼族群的文化遗存，距今5000-4500年的晚期大汶口文化是帝喾族群的文化遗存，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是颛顼上位以后九黎族反叛后南逃遗存，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主人是南逃的凌家滩人，亦即九黎后裔再次南逃至太湖流域的文化遗存，如此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前所未有，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我用考古学线索把前中国这1700年串联起来，让这段漫长的历史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也算是前无古人吧。
　　另外，书中的某些观点虽然此前也有人提出，譬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先生认为涿鹿之战就发生在距今6000年左右，认为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和西阴文化分别就是炎帝文化、蚩尤文化和黄帝文化，但他的论证稍过简单，论据也略见单薄，我进一步从多种角度，用多种论据，丰富、完善了他的观点。再譬如良渚文化众多器物上雕刻的那个著名的人兽复合神像，以前也有人提出是蚩尤的画像，但都是猜想，我从文献、考古和民间传说的角度用一系列的证据，首次支撑了这种观点的成立。
　　6 对古史　要用考古发现来“证伪”
　　山西晚报：您讲的古史故事，运用了考古、文献的还有传说的资料，您是以什么为基础、为核心？又以什么为旁证、为佐证？
　　李琳之：我研究、叙事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把那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关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和记载统统罗列出来，然后运用“四重证据法”，即综合多门学科，从文献记载、考古成果、相关遗迹遗址和民俗传说四个方面，对距今6000-3046年这段历史的延续、发展，以及对其中每一阶段、每一地域，从局部和整体两个角度进行多层面的比较、鉴别和证伪，把那些不符合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的神话传说和记载统统踢除出去，最后以考古学梳理出来的线索为最终的落脚点。这样就梳理出了这段历史发展的轮廓，大致还原了黄帝至商朝覆亡近3000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
　　读者目前看到的是《前中国时代》和《元中国时代》两本书，两书涉及的时间范围在距今6000-3800年之间，预计明年推出的《早中国时代》主要叙述的是夏代晚期至商王朝覆亡这段时间。
　　说得更明确一些，我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把司马迁的“五帝史观”奉为金科玉律，事实上“五帝”在古代不同学者论著里的人选是不同的，像炎帝、少昊、祝融、共工等都有被纳入“五帝”的情况。但是，我在运用考古学的手段对这些传说进行证伪以后发现，司马迁的“五帝史观”大体是正确的，炎帝生活时代总体在黄帝之前，应该属于更靠前的“三皇时代”，而像少昊、祝融、共工都是“五帝”前期不同时期的某个地方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其势力范围和文化影响远远不能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提并论，换言之，他们并不能代表历史的潮流。如少昊族群遗留下来的早期大汶口文化只局限在海岱地区，祝融族群遗留下来的秦王寨文化局限在中原局部地区，共工族群遗留下来的大司空文化则局限在豫北冀南地区，等等。
　　山西晚报：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曾说，用考古材料修国史。您现在讲述史前中国的故事，基本材料都是考古出来的文化遗址，是不是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
　　李琳之：有一定影响，但不完全是。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一批老考古人，他们钟情于用考古资料“证经补史”，以重新建立古史体系为远大目标。但后来的一批年轻考古学家则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反对把考古和古史传说结合起来考察，试图建立一套纯考古学的史前中国古史体系。受这种观点影响，现代的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一个怪象，那就是谁也不敢轻易把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联系在一起，如果谁这么做了，似乎就很丢人，似乎就不是正经考古人。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上古史领域研究的迟滞不前。一方面，历史学界不懂考古，没办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人大部分又不懂文献学，再加上他们主观上就不想把历史和考古挂钩，这样就更不去关注“三皇五帝”的相关传说和人文遗迹了。
　　客观而言，老考古人的“证经补史”倾向，有其不完善之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把古史传说当作金科玉律来对待，考古资料只起辅助旁证作用。而后来的这批年轻考古学家则干脆就不相信这些古史传说有其真实的历史因子在内。
　　山西晚报：那您是怎么做的？
　　李琳之：我在进入这个领域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后，我意识到传统古史体系不完全都是虚构，有其合理之处。这就需要证伪。注意，不是论证，而是证伪。这是我和有“证经补史”倾向的老考古人的不同之处。因为在中国大地上所有的考古遗址、遗迹和文物，都是我们祖先的生活遗存，都是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历史事件所遗留下来的真实痕迹，如果传统古史体系有合理的成分，它就不可能和这些遗址、遗物没有关系。如果确实没关系，那就只能说明传统古史体系是向壁虚造的神话了。
　　因此，要解开这个谜底，也只有通过考古线索才能证伪这个传统古史体系是否正确、是否真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以及计划明年出版的《早中国时代》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14、15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