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赖书籍得以保存和传承。图书的形式多种多样。殷商时期的甲骨，先秦至魏晋的竹简木牍以及帛书，都是图书的早期形态之一。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卷轴和册页样式的纸书开始流行。大约在唐朝时，出现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书籍，俗称刻书，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图书的主流。
　　就山西来说，金元时期平阳地区是当时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平水本”与浙刻本、闽刻本、蜀刻本齐名。到明朝，晋藩刻书影响颇大，嘉靖之后“为诸藩之冠”；代藩、沈藩刻书质量也很精良。其余官府刻书、书院刻书和私家刻书也别有可观，在全国刻书中独树一帜，树立了山西刻书的品牌。不过，金元以前明朝之后就少为人提及或少为人知了。近日，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出版了《现存山西刻书总目》一书，全面梳理并描述了山西刻书的全貌，他概括为一句话：如果把山西刻书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它呈现的特点就是：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12月13日，山西晚报记者采访了王开学先生，请他详细介绍了山西刻书在中国刻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贡献。
　　这本书重在实际利用
　　山西晚报：您为什么会编著这本《现存山西刻书总目》？
　　王开学：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在全国展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古籍保护工程。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普查，摸清全国古籍的家底。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伊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就数次来山西调研，我也多次陪同，专家们对山西的古籍收藏颇多肯定。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记者问他，在全国范围内普查调研中，有没有让您眼前一亮的发现？
　　我记得他好像举了三个例子，其中两个就和山西有关：一个是《开宝藏》，即刻于北宋开宝年间的大藏经，这是中国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余年历史了。《开宝藏》已无全本，目前全世界只有零本13件，山西就有3件（山西博物院1件，高平博物馆两件）。另一个是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山西还有这么多稀世之宝。这就是普查的意义，这样才能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实际上也是我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山西晚报：类似这样的书，我们以前有过吗？
　　王开学：全面梳理山西刻书状况，我这个算是第一本。据我所知，以一个省为范围编写刻书总目，好像也没有。在我编这本小书之前，山西有两位前辈做过这个事，如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纬毅先生1998年主编过《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一书，我也是编辑之一，涉及到部分山西刻书；还有原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山西刻书年表》，简单介绍了宋至明的山西刻书。我知道有关反映山西刻书的就有这么两种，但都不全面。
　　山西晚报：您收录的标准的是什么？
　　王开学：我是这样考虑的，一个是山西本土刻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山西人在外面刻的，比如山西人在外地为官时的刻书，这种情况还不少，这当然也算山西刻书。收录总得有个标准，在我编这个书之前，山西还没有一本全面反映山西刻书状况的书，也没什么参考，我觉得这样定也符合惯例。
　　另就是以前的刻书目录都是存佚并收，即存世的或已佚的一并收录，这个好处是全，不足处是存佚不分（如山西刻书年表），不太便于实际利用。鉴于此，我在编写本书之初就决定只收现存的，佚书一概不收，目的是专注于实际利用。不仅收录现存山西刻书，还让人知道，这本书现在在哪个图书馆或哪位收藏家手里，要标明收藏单位，有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找。
　　山西晚报：是这样，我也见过很多史书志书里的艺文录，里面收录了很多著作，但光有个名字，却不说哪儿能看到，实际上实用性不强。
　　王开学：这可能是一般史志目录的共同特点吧，他们重点在介绍历史上或某个朝代曾经有过什么书。不过，现在我们编制有关古籍目录时，注明出处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有很多刻书我不只写一个收藏单位。比如明代以前的刻书比较少，所以收藏单位标注就较细，如果有三个收藏单位，我就写三个，有四个就写四个。不过由于我编这本书是以我们省图书馆古籍藏书为基础的，如果省图书馆有，别的收藏单位我就不标出了，还是侧重咱们山西。
　　山西刻书非常值得一说
　　山西晚报：这么多的刻书，您是从哪儿获得的线索？
　　王开学：在本书的附录里我列有参考文献目录，从中即可看出我的信息线索，如刘纬毅先生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省图书馆编的《山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李裕民教授的《山西刻书年表（宋至明）》，以及山西省内各市县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高校、文博等系统的古籍馆藏目录。省外的信息则主要依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这两个平台。当然还有其它一些途径。总之，没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就不可能有这样立足全国甚至全球搜罗相关山西刻书信息的机会。
　　山西晚报：另外一个问题您怎么知道某本书，比如说这本书上有《农政全书》60卷，您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山西刻过，然后它还有这么多本版本的存在，您这种信息是从哪来的？
　　王开学：就是从普查目录上来的。我们一般古籍都有著录，书名、作者、版本信息都清楚地记载着。这次古籍普查要求各收藏单位不能从目录到目录，必须进库对书，原来编制的目录必须与书对应。如果都能按此操作，新编制的普查登记目录就基本能确保有目就有书了。当然，版本信息著录一定要准确、全面，这是基础，不然现成的山西刻书也会因著录不细而失之交臂。从整体上看，全国现在的普查工作做的还都可以，著录信息基本上是准确的，所以标注收藏单位也是没问题的。
　　山西晚报：从您的研究和发现，山西刻书的整体面貌是什么样的？
　　王开学：为什么我要编这本书，就是觉得山西刻书还值得一说。山西在中国刻书史上应该是有地位的。你可能听过平水本（即平阳刻书），平阳（临汾）是金元时期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但是我想说，山西可不是除过平水本其他就没有可说的了，事实上其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好的，源头也比较早。
　　现知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现存英国国家图书馆。而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其上有“隰州张德雕版”牌记，此隰州即山西隰州），专家考证认为：“说它与《金刚经》同时代，或晚一点，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宋初。”这说明，在雕版印刷的早期，山西也做出过贡献。我们省图的镇馆之宝《佛说北斗七星经》，是北宋雍熙三年绛州刻的。雍熙三年是986年，属北宋初年，上距唐末五代也不远，整个雕版技艺相当老道，就是说明这个技术已经在此地实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不然不可能有这么成熟的作品。
　　到了金元时期，就是平水刻本。到明代还有一个晋藩刻书，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如此，明代山西有三个王，晋王、代王、沈王，三个王府都有刻书。晋藩刻书最多，沈藩刻书品位挺高。藩府刻书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刻书时间挺长。本身藩府刻书在整个明代都是很有特色的，山西可能更突出一些。另外明代的私家刻书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沁水李瀚，一个是汾州孔天胤，也刻了不少精美的书。
　　清代离现在较近，刻书留下来的也最多。关于清代刻书关注程度自然没有宋金元明多。不过清代刻书也自有特色。清代山西刻书当然也还是值得关注的。这些年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对清代刻书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了，比如阳城的张敦仁，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刻书家，他所刻的书就非常精湛，几乎全是仿宋刻，而且他为了提高书的校勘质量和刊刻质量，经常聘请鼎鼎大名的、有“清代校勘第一人”之誉的顾广圻，就是顾千里，担任校勘之责，所以，张敦仁的刻书，才件件都是精品。现存我知道的还有5种，在拍卖市场上都是高价。
　　摸清古籍家底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很重要
　　山西晚报：如何判断一本刻书是好还是不好呢？
　　王开学：我们说一部书的好坏，当然首先是内容方面，校勘精审，差错少，自然是好书。但除此之外，尤其对古籍而言，外在形式之美也非常关键。比如版式之美、字体之美、纸张之美、墨色之美、装祯之美，包括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印章之美、批校题跋之美，如此等等，都是一部古籍刻本让后人欣赏、关注的焦点所在。像字体方面，从宋至清，各时代各地区是不一样的，各有其特点，比如宋代一般模仿唐代书法家较多，如江浙喜欢用欧体，元代以后至明前期，赵孟頫的字体比较普遍。而到明代中期即嘉靖隆庆年间，字体开始向规范化转变，出现仿宋体的字。这些在山西刻书中也有直观的反映。
　　山西晚报：也是咱们山西刻书的价值。
　　王开学：确实，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咱们山西刻书表彰一下。好像山西人啥都不如别人，实际上在刻书上是真的不错。平水刻本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清代，山西私家刻书、书坊刻书、书院刻书也有很多，说明咱们文化事业发展比较好。好的雕版，甚至一两百年后都能继续印书，对文化传播，非常有意义。
　　中国的雕版印刷，一直到清代晚期国外的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总之，从唐朝到清朝这么长的时间，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山西刻书又在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山西晚报：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地位吗？
　　王开学：书里的前言，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把山西刻书比作一条河流的话，它特点有三个，一个是其源也远，特别早；然后其势也壮，整个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也大；最后是其流也长，伴随着整个雕版印刷的始终。
　　山西晚报：您编著这本书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王开学：我真正开始着手，是2017年春，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触发我决心干这个事，是当时刘纬毅老师送给我一本书，其中提起了我曾参与编辑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一书，该书中就收了92种山西刻书。这当然不能反映山西刻书的全貌，想法和行动就由此而来。但真正的信心和底气，还是因为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全国古籍普查保护工程。
　　山西晚报：这个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开学：我想，这本小书或许会对山西出版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文献线索；也或许会对行进中的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有一点助益。
　　因为从各方面摸清古籍家底、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始终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没有这些，宣传推广、开发利用、弘扬传承就缺乏坚实基础。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