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市博物馆“西阴文化展”吸引观众驻足欣赏研究。 （资料图片）

　　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是世界蚕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远古先民彩陶文化的遗存俯手可拣，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西阴村遗址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而且它还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考古地层学中国化的开始。

首次发掘：开辟中国考古先河

　　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开辟了中国学者在自己土地上的考古先河。从此，中国在考古学界特别是中国古代史领域，有了自己的声音。
　　在由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局、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的“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考古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介绍了李济先生和西阴遗址的首次发掘情况：
　　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1到1918年先后在清华学堂中等科、高等科读书之后，1918年赴美留学，进入麻州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人口学，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当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青铜器，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先生邀请李济到新郑看看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李济10月11日到达后准备发掘一座古代墓葬，但因土匪干扰，24日便草草收兵。之后他又回到南开大学。
　　据1927年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中所记载：汾河流域的调查从1926年2月5日开始。李济先到太原办了手续后南下，路过介休、临汾，3月2日去尧陵，5日在浮山交头河发现第一个“仰韶期遗址”，后来又到了翼城、曲沃、绛州（今新绛），22日到达夏县，调查夏朝的王都和传说中许多大臣的陵墓。
　　1926年3月24日，袁复礼首先发现了西阴村遗址。李济说：“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采集了86片陶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
　　发现了面积大、陶片多西阴村遗址，李济他们于26日便结束了这次长达50天的旅行。
　　这次发现之后，李济就生病了，病好之后，转眼已是秋天。于是在1926年10月10日，李济和袁复礼到达运城市夏县西阴村，15日至12月初开始发掘西阴村灰土岭，面积约40平方米。
　　西阴村在发掘时，李济创造了一种“逐件把出土物的位置与参考点之间的三维距离记载下来”的“三点记载法”，这些基本的操作方法仍为现今的考古实践所遵循。
　　为了便于日后重新研究和检验地层，还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保留着“土尖”，并绘有探方的地层剖面图，这正是关键柱和四壁剖面图的最早的雏形。
　　此次发掘收获很大，发掘文物共装了76箱，每箱40公斤左右。运往北京时，先要送到榆次火车站进行转运，这期间还有800里的行程。李济和袁复礼就从夏县雇了五六十匹骡子和马，驾着九辆大车，走了九天，才来到榆次火车站。到站后要接受检查，当检查人员看到一箱又一箱的陶片、石器、骨器时，觉得李济和袁复礼不太“正常”，就放他们过去了。
　　田建文说：“这是一段小插曲，实际上正反映了那时的中国，考古学还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实。”李济和袁复礼在1927年1月10日到达北京。

首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彩陶和蚕蛹

　　1926年西阴村发掘收获之一是彩陶。李济在1927年所写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一文中详细地描绘了彩陶的纹饰，并解释了为何命名为西阴纹。“彩纹中最要紧的个形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的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这些个形集合起来成就了好些不同的花纹。最简单的集合是直线、横线与圆点，这种只见于坑底。最有趣的集合是四个三角形成的一个铁十字，这个铁十字与安诺及苏萨所见的都不一样。那西阴纹的集合尤其是特别。别处没有见着这类似的花纹，所以我命名为西阴纹。”
　　蚕茧是1926年西阴村发掘收获之二。李济当时发现的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他用显微镜考察，发现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当时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他看过好几次，刘崇乐说：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记；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了人工的割裂。
　　李济最初发现这个蚕茧的时候，就知道这意义非常重大，就特别注意这件事。但是他遗憾的是当时没找到第二个。
　　关于西阴出土的蚕茧，李济还请了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看过，1928年还将这件蚕茧带到美国，专家们也鉴定为家蚕老祖先，后来李济在多本论著中都提到过，但也有人质疑。
　　2019年、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前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不但是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也给西阴蚕茧的出土提供值得信赖的空间。

第二次发掘：西阴文化绽放时代光芒

　　1994年，著名的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在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将西阴村遗存命名为“西阴文化”。他认为：“现在大家都肯定以庙底沟遗址上、下层为代表的那类遗存，确具独立的性格，依据考古学的惯例，实际上已分别名之为西阴文化和荆村文化。这倒不是为山西争名分，而是对那些考古学先驱作出的成绩，进行必要的肯定。”
　　从此西阴文化这个说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还是在1994年，在西阴村遗址发掘70周年和李济先生百年诞辰之前，当年的10月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一次发掘了西阴村遗址，在第一次发掘地点南略偏西105米～165米的取土场上，发掘面积576平方米。
　　田建文是这次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他说：“发掘西阴遗址主要是以西阴文化为主，发掘遗迹有半地穴式长方形和圆形房屋各一座、陶窑一座、壕沟一条、窖穴24座，复原陶器百余件，主要是素面陶和黑彩陶，器型有钵、盆、尖底瓶、敛口瓮、缸、釜、灶、夹砂罐等。仰韶文化遗迹、遗物都较少；其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房屋和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各三座，出土遗物较多，陶器以灰陶为主，主要有釜灶、双耳壶、高颈瓶、钵、盘、罐、瓮、缸、器盖以及石刀、石锛等；也有仰韶早期文化和商代早期的居民在这里生活。通过这次发掘，我们能够比较彻底地认识西阴遗址的西阴文化了。”
　　“西阴遗址”乃至每一个考古遗址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考古先辈，在考古人心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学术自强、民族自信的根基。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说，中国近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即将步入新的发展历程，站在历史交汇点上，考古人的使命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的肩上担负着探寻民族渊源、树立国人文化自信的光荣重任。总结百年研究成果、深化学术认识、凝聚共识，我们期待与全国考古同仁一起，传承发扬“西阴遗产”，扎实推进考古中国、文明探源等重大项目，共同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挖掘好、阐释好、展示好、传播好。

本报记者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