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词拆开来，是‘教’加‘育’。教育，恒在教学，重在育人。教育二字拆开来，是孝并文，云下月。在这里也愿所有教育者，不拘孝文，有云有月。”这是腾讯主要创始人、武汉学院和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在新书《躬笃集》自序中的结尾。字里行间，尽显陈一丹投身教育事业后的“解行并进，一片丹心”。
　　陈一丹，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2009年，捐资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创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2013年，卸任并担任腾讯终身荣誉顾问，同时积极投身于文化、公益及教育行业，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益教父”“中国互联网公益第一人”；2016年，捐资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2018年，捐赠腾讯股票成立慈善信托，聚焦推动教育发展。
　　《躬笃集》取意躬行求真，笃志明理，总结回顾了陈一丹自2013年离开腾讯一线管理工作后，投身教育公益领域的相关实践与思考。在陈一丹心中，办教育是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更是带着信仰与使命的志业。通过此书，也可以了解陈一丹多年来投身于公益教育事业背后的故事。
　　新书出版之际，陈一丹接受采访，他表示：“教育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人经过教育才会转变为生产力，转变为文明的载体。教育的改革，触动的是社会深层次的关系和融合，所以教育是解题的药方，教育者是疗愈社会的医者。在广义上，每个人都是教育者，也同时是被教育者。”他始终认为，“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最终都会回归到教育。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
　　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教育公益事业
　　山西晚报：您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陈一丹：从2013年离开腾讯一线管理岗位到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八年来，我从企业创业者逐步转型为一名教育从业者，两种身份带来的不同体验，又共同交织成对教育行业的真实感悟，汇聚成为今日这本名为《躬笃集》的新书。
　　山西晚报：《躬笃集》这个书名有何寓意？
　　陈一丹：《躬笃集》，取意躬行求真，笃志明理，是我对过去八年在教育领域内实践和思考的回顾和总结。
　　躬，弓着身，行，走着路。躬行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姿势，不是苦行，不是疾行，更不是爬行，而是诚恳踏实前进，是实干的理想状态。
　　笃，从竹马，是小朋友的玩具。以竹为马，虽是把戏，但在童真的眼里，代表着对现实的无限向往和好奇，便是天下也都去得。志，从士心，是成年人的发愿，是方法论，是世界观。笃志二字，在我看来，便是存一颗纯纯的童心，探索万物的道理。
　　山西晚报：这本书写了多久？
　　陈一丹：从2013年全身心投入教育，到2020年看到疫情中教育的变化，书稿我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间又发生很多事情，让我对教育事业的现实和发展规律又有新的认识，也为本书的写作增添更多的素材和花絮。原本学术味道比较重的书稿，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生活、更有血肉。
　　山西晚报：能介绍一下书的内容吗？
　　陈一丹：这本书，是站在新世纪五分之一处的一次回望。这五分之一个世纪，前面三分之二是在企业一线奋战，在大时代的潮头伴着一家小小的初创企业快速发展，成长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头羊；后面三分之一是转换战场，进入民办非营利教育领域，既是圆自己一个长久以来的教育梦想，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尝试为这片土地、这个社会继续作贡献。具体到本书，《躬笃集》分为“躬行篇”与“笃志篇”两大部分。
　　上篇“躬行”，总结了我从2013年至今在教育公益事业中的实践，从民办非营利的武汉学院，到成立国际教育领域的“一丹奖”，经历分享，其中有花絮轶事，有纪实文章，也有对多年来教育工作的系统复盘。
　　下篇“笃志”，记录我对“以公益方式办教育”的思考：办教育与办企业有互通之处，用对人是核心，理顺组织架构是基础，但最终还是回到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坚持。
　　总的来看，这本书记录了我投身教育中的种种经历与故事，也有我对教育领域的部分思考和总结；此外，还收录了我过往与教育相关的一些对话和演讲，内容从公益办学，到教育创新和应对未来挑战。
　　山西晚报：希望这本书为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陈一丹：“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认识。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大家更多了解教育公益事业，也欢迎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为教育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这次《躬笃集》的发行，随之附赠了我在天命之年完成的小诗集《拙五十》，敞开我的精神世界。
　　山西晚报：《拙五十》是本怎样的诗集？
　　陈一丹：《拙五十》汇集了五十首小诗。过去一年遭遇疫情，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有较多时间观察和思考，于是也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小诗，当然也不乏记录日常生活的打油诗。这次和《躬笃集》一起献给各位读者，真诚分享。
　　投身教育事业有祖辈留下来的对教育的朴素情感
　　山西晚报：创建公司和做公益之间有什么共通和不同之处？
　　陈一丹：先做企业后做公益，感受很多。企业的特点是一定要盈利，持续不盈利就会被淘汰，做公益做慈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但两者也有互通之处，做公益就像企业一样，也要做出效益和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往在企业中用到的方法论，比如用人管理机制和目标设定考核等方法论和原则逻辑，也都可以用在公益上。一个大的社会趋势就是两个领域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借鉴好的做法。一方面，公益行业在向企业部门学习如何提升效率、如何做专业化；另一方面，企业部门也受到公益慈善行业的影响，不再把注意力都放在利润最大化，也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影响力，照顾到所有持份者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
　　山西晚报：从做公益开始就有了投身教育事业的想法？
　　陈一丹：依然记得，2002年，尚且刚刚起步的腾讯所做出的第一笔公开捐助，便是向山区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教学电脑；再后来，我牵头成立腾讯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我对教育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我发现教育是文明的根基，它不仅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社会公平的压舱石和减震器。
　　山西晚报：从做企业到做教育，转换起来不容易吧？
　　陈一丹：2013年离开腾讯一线到现在，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事业，我想这个身份转换可以算基本完成。这样的转换，真是并不容易。做企业时往往急如星火，这样的心态带到教育领域未必行得通，教育是最复杂的社会系统，也是变化最慢的系统。投身教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需要沉心静气的投入与付出。但这样的转换，也是非常充实的。教育公益事业于我而言，是人生中的二次创业，重要性不亚于第一次，甚至更高。
　　山西晚报：对教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陈一丹：创办武汉学院之初，我心里抱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我祖母虽然不识字，却把我父亲培养成了一个大学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祖母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却认定读书很重要。所以，我虽然是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投身教育事业，但因为这种祖辈留下来的对教育的朴素情感，这其中是有必然性的。它迟早会发生，不同的只是形式和做事的角度。
　　虽然很难，但总要有人去做　于是我投身其中，播下这颗种子
　　山西晚报：为什么会选择将武汉学院这样挂靠在公立大学的二级学院转设成为独立的民办高校？
　　陈一丹：我办武汉学院，是偶然遇到的这样一个机会。我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但感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公立大学为主，没有民办大学。虽然起点低，但是中国需要有一批优秀的民办大学，未来也一定会有国际一流的民办大学。虽然很难，但总要有人去做，于是我投身其中，播下这颗种子。
　　我很早就意识到，挂靠形式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安排，会逐渐退出高等教育舞台，所以武汉学院要尽快转设。政策发展方向也确实如此。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挂靠性质的二级学院应“能转尽转、能转快转”，或转设为民办高校，或合并转公办，或退出市场。
　　山西晚报：您在教育领域的追求或者说目标是什么？
　　陈一丹：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建一所世界一流的民办大学。
　　山西晚报：办教育这么多年，您怎样看教育？
　　陈一丹：我很认同的一个看法是：人有两条命，一条是生命，是一个人活着的状态，肉体的存在；另一条是慧命，是这个人的思想和意识的综合，灵魂的存在。改变慧命就要靠教育，靠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教育。教育改变慧命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有没有”，第二层是“好不好”。我离开腾讯的一线管理之后主要的工作，包括办武汉学院、设置一丹奖，都是要探索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即教育“好不好”的问题。当然过程中，不断有人提醒我这很难，“好不好”的标准也很难拿捏，也看到一些陷在具体的教育项目中，上下不得的例子。好的教育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教育本身是综合性的，包含太多面向，标准很难统一。但我还是觉得做“好不好”这一层次的教育意义很大。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学校作为教育功能的主要承载者和执行者，会对曾经在这所学校教书、学习、生活的师生产生持续一生的深远影响，会从根本上真正改变他们。
　　山西晚报：看着自己在教育领域的收获，有什么感想？
　　陈一丹：回望投身教育的历程，有辛劳与迷茫，更多的是踏实付出后的满足。看着莘莘学子走向社会，成为栋梁；看到“一丹奖”的得奖者们的成果惠及全球，这份喜悦的心情也是创作《躬笃集》的源头之一。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躬笃集》选摘
　　一丹奖的奖牌设计
　　种义得实
　　2013年5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下：“愿望：设立突破宗教、种族、国家限制的人文鼓励奖项，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种义得实，在不断的思考中，这个愿望最终具化为我的教育使命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一丹奖。
　　2016年5月22日，距离在日记中写下愿望几乎整整三年后，我和团队精心筹备的一丹奖基金会在香港成立。
　　我个人捐资25亿港元成立一丹奖基金会，该基金会作为奖项的发起机构交由慈善信托独立运作及管理，以确保奖项永续。每年经过提名和评审颁出“一丹教育研究奖”及“一丹教育发展奖”两项大奖，分别授赠获奖者或获奖团队3000万港元。其中半是奖金，即颁即获；半是资助，依创效投资的原则，分三笔转入具体教育研究或发展项目。这是迄今全球范围内专为教育事业设立的奖金额度最高的奖项。若把武汉学院看作我亲上一线身体力行的教育志业，那么一丹奖就是与之并行、汇聚全球教育者智慧与力量的综合平台。
　　一片丹心
　　奖项的创设虽然讲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三句，其实背后是对机制设计、执行细节的反复推敲。方向当然是高举高打，讨论的要点围绕在如何启动项目，如何筹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顾问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如何发展高质量的提名机构，具体的提名和评审标准、机制建设，董事会的组成和结构，奖项的全球路演，等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丹奖奖牌的产生过程。关于奖牌的设计，团队做了一些研究。全球以个人命名的奖项，奖牌正面大多是奖项创办人的大头像，所以设计团队一开始的意见也是把我的侧面像放上去就好。但我觉得不必如此。确实，陈一丹、一丹奖，怎样都分不开。但一丹奖的“一丹”取意“一片丹心”，是全天下教育人的写照，奖牌当然也就不必摆我的头像，可以打开思路，做更优美的设计。
　　最终，团队找到“新水墨运动”的骨干、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博士，以“一片丹心”作为设计理念，为“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分别设计了奖牌。
　　靳埭强博士的设计风格古雅深邃，作品备受推崇，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奖牌的整体设计理念源自“一”“丹”两个中文字，以传统书法呈现“一”字，贯穿“一”字的几何线条象征通往无限知识的大门，在大门上方正中，点出一朵盛开的红莲，代表赤诚之心、勇于奉献和教育福泽，与“一”和大门共同构成“丹”字。
　　以此为基础，“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奖牌正面，都描绘了一人一松一石的图景，但细节表达上略有区别。前者中的人物静坐于松下，是研究者常有的思考状态，奖牌背面是以西式风格装订的儒家十三经，代表研究的国际视野；后者中的人物立于松树枝桠之外，昂首挺胸，蓄势待发，奖牌背面的二十页书代表了《论语》二十篇。奖牌由纯金铸造，象征教育沉甸甸的价值。
　　奖牌设计完稿之后，团队安排我与靳埭强博士见面。他拿着设计稿给我看，我第一眼就爱上了，感觉跟一丹奖的气质和方向很合拍，是我心目中该有的样子。当时设计稿“丹”字中间一点，是个实心的圆，我建议把边缘化开，不做旭日，而是丹心，对教育的赤子之心，如莲花般盛开，层层绽放。这样也回落到一片丹心的本意。靳埭强博士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一丹奖标识和两枚奖牌的模样。红莲青松，坐言起行，糅合中华意象和教育精神的图画，让一丹奖对教育事业精微而独到的思考有了具化实在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