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文明面临巨大灾难时，中国无数仁人义士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国际同胞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生动实践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的国家英雄”的钱秀玲，就是其中的典范。二战期间，她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时人的生命，以仁爱谦逊、独立坚韧的品质，秉持“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的信念，完成了让后世惊叹的英雄壮举。“中国好书”得主、著名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寻，实地采访获取翔实资料，凝结成书，以新书《忘记我》回溯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和一位中国女性的传奇人生。
　　宜兴是钱秀玲的出生地，也是作者徐风的故乡。钱秀玲早年为何从江南水乡远涉重洋求学，身逢乱世如何安身？获得鲁汶大学双博士学位为何隐居村落行医谋生？钱氏兄妹如何与德国将军共同营救人质，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的遗言为什么是“忘记我”？为追寻探究这段尘封往事，徐风远赴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获取大量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当众多被遮蔽的素材抖落尘埃，陆续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时光深处的一位老人在帮助我。”
　　徐风，一级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特聘作家，江南文化学者。已出版《布衣壶宗》《江南繁荒录》等著述十七部，五百万字。重要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奖、《作家文摘》年度十佳非虚构好书、凤凰年度好书特别奖。
　　近日，《忘记我》出版之际，徐风接受媒体群访，他说：“追寻这个故事最大的支撑点，还是钱秀玲，她虽然去世多年，但人格魅力依然在熟悉她的人群当中，只要说是书写钱秀玲，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徐风说，写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气来直面历史真实，并且赋予文学的温度。
　　早年与钱秀玲结缘 用16年了却一个心结
　　山西晚报：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到钱秀玲？
　　徐风：首先我想强调这部作品不是一部传记，虽然写了钱秀玲和她所处的时代，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
　　说到写作的机缘，2002年以钱秀玲为原型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风靡全国，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张雅文老师到宜兴来拜访钱秀玲老家旧址，我当时任宜兴电视台副台长，接待了她，并且通过她的介绍，关注到这样一个人物。后来通过钱秀玲在宜兴的亲人，有幸跟远在比利时的钱秀玲老人（时年90岁）通了一个越洋电话。记得在那次电话当中，我们谈得很好，我说请她回宜兴，来老家看看。她以一口不太标准的宜兴话跟我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我非常想念家乡，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比利时来。”我当时随口就说，“非常想来啊，到比利时要给您拍一部纪录片。”她说，“好呀，我在布鲁塞尔等你们。”事实上呢，我爽约了，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没有能够去比利时，在她的有生之年跟她见面。这个爽约让我深怀愧疚，我持续关注着钱秀玲这个名字，她2008年去世，国内做了详细的报道，没有实现的那个愿望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山西晚报：所以您用了16年来了却这个心结？
　　徐风：其实，当时还真不敢说会写成一本书，采访也是滚雪球式的。最初的愿望很朴素，就是想完成当年的夙愿，去比利时看看老人的故居，在墓前献上一束花，补弥当年的遗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就进入历史的空间当中，当真正进入这样一个时空轨道中时，很多东西就会被发现。
　　山西晚报：最终它还是变成了一本书。与国内已有的一些关于钱秀玲的作品相比，《忘记我》的特点是什么？
　　徐风：我写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气来直面历史真实，让那些被历史淹没的故事细节重新回到人间，并且赋予文学的温度。通过这本书，去探究钱秀玲成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去揭示这个文化背景对人一生的作用。在写法上，必须摒弃传统的传记的格式和陈旧的报告文学的模式，使之更适合当代读者来阅读。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更关注的是人性的光亮
　　山西晚报：《忘记我》中除了主人公钱秀玲，还有两个关键人物，国民党高级军官钱卓伦和德国驻比利时军政总督法肯豪森，他们三位是怎样的关系？
　　徐风：钱秀玲和钱卓伦是堂兄妹，从小亲如手足，钱卓伦早年参加北伐，战功卓著，他的言行对钱秀玲影响非常大。后来钱秀玲考上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按理他们不会和德国将军有任何关系，但是偏偏有这样一位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在国共战争时期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这期间，他和国民党爱国将领钱卓伦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二战爆发，他又成为德军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这时候的钱秀玲已经在偶然的机会知道这位军政总督就是堂兄经常说起的朋友。钱秀玲的第一次营救发生在1940年5月，在边远小村埃尔伯蒙，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被捕，旋即被宣判绞刑，她立即想到德军总督法肯豪森是她哥哥的朋友，她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哥哥给她的照片毅然踏上了拯救之路。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德国将军法肯豪森也是位反战人士，他厌恶并且反对希特勒发起的战争，虽然是德军高官，当他接到钱卓伦的电报，见到钱秀玲，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他顶住压力，救下了罗杰……自此开始，钱秀玲在二战期间前前后后营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时国民的生命。战后，法肯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此时钱秀玲因为二战中的义举而成为比利时的英雄，她站上法庭为法肯豪森当庭辩护，“如果说，这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的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山西晚报：留学比利时的江南女子钱秀玲、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卓伦、纳粹军官法肯豪森，三个远隔重洋、政治身份迥异的个体，谱写了一桩让世界惊叹的人道主义英雄壮举。您怎样看这三个人的历史选择？
　　徐风：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更关注的是人性的光亮，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无法扼杀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晰地来观照人性。人性是可以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正义和良知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无论是钱秀玲的拯救，还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种族信仰和国际边界，是正义、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开出的美丽花朵。
　　山西晚报：您还采访到了钱秀玲的外孙、侄子、侄孙和103岁的幸存者、二战纪念馆馆长、艾克兴博物馆原馆长等人……您是如何找到他们并建立信任的？
　　徐风：钱秀玲是宜兴人，她的侄女、侄孙等后辈都在宜兴，她也有亲戚在上海。对这本书而言，采访的突破口是钱秀玲的长孙杰罗姆的出现，他是钱秀玲最偏爱的一个孙辈，也是一个贯通东西方的关键人物。他生在比利时，从小钱秀玲教他中国文化，他四岁时就会用筷子吃中国菜，他对中国很有感情，是一个摄影家，无数次地到中国来。然后，通过他的引荐，我见到了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雷蒙先生，他是艾克兴小镇二战纪念馆的馆长，他的父亲老雷蒙就是当年的游击队队长，正是老雷蒙求助钱秀玲，并见证了她拯救人质的过程。雷蒙先生又帮我找到了103岁的、钱秀玲当年拯救的唯一幸存人质莫瑞斯先生……当然，也有遗憾，比如让·杜特里约先生，他是艾克兴市的老市长，当年他的父亲也是钱秀玲拯救的人质之一，他曾代表艾克兴市到钱秀玲的家乡宜兴来，与宜兴结为友好城市，但是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太太也已经去世。我想，追寻这个故事最大的支撑点，还是钱秀玲，她虽然去世多年，但她的人格魅力依然在那些熟悉她的人群当中，所以只要说是来写钱秀玲，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一本书，两部纪录片 许多资料首次面世
　　山西晚报：您自己说“惊天秘密、以及一些绝版资料，事先都没有任何预兆。但说来就来了，挡也挡不住”，所以在《忘记我》里有许多您发掘出的第一手的资料是吗？
　　徐风：比利时留下的有关钱秀玲的资料比较少。我到布鲁塞尔的第一天，到一家很大的书店去，想买一本有关钱秀玲的书，店员在电脑上帮我搜索了很长时间，抱歉地说，比利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书写钱秀玲的书。幸亏，艾克兴小城的博物馆还保留着她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当时报道她的一些报纸，比如说1946年首次报道钱秀玲拯救人质事件的报纸，博物馆里一共有两张，馆长非常慷慨地送了一张给我。还有就是，103岁的莫瑞斯老人的讲述当中也纠正了一些外界以讹传讹的信息。此外，钱秀林的孙女塔吉娅娜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我奶奶是英雄吗？》。这部纪录片里有钱秀玲大段的口述，也纠正了一些外界的谬误。另外很重要的是，关于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的解密，我寻访到了他远在台湾的孙子，以及台湾友人提供给我的一些文字资料，去还原钱卓伦将军的形象，这些资料都是之前没有披露过的，可以说是首次面世。
　　山西晚报：当用足够丰富的口述、史料还原钱秀玲的人生轨迹后，您怎样认识这位女性？
　　徐风：在书写当中，我对她的认识是逐渐丰富起来的。我觉得她的人格力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起来的，东方文化的浸润养成了她正直、勇敢、勤奋、坚韧、善良、慈悲、开阔的胸襟和品格。她集中了东方女性身上所有的美德，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因此她具有中西合璧、内外兼修的风度。区别于过去文学画廊当中那些忍辱负重或者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她既是温柔的，又是刚烈的；既是娇小的，又是伟岸的；既是开阔的，同时也是很小女人的。
　　山西晚报：在追踪寻访中，您不仅写了书，还同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徐风：在这16年间，我不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而是拍了两部。一开始的时候没能去成比利时，但我还是拍了一部纪录片《追寻》，根据钱秀玲的一些资料，以及张雅文老师给我的她去比利时随手拍下的钱秀玲的生活镜头，比如在街道上漫步、在超市里购物、在家里读书等。后来张雅文老师回北京，我又去北京采访了她，她帮忙介绍了原中国驻比利时的文化参赞，讲述了有关钱秀玲的故事。在后来的寻访过程中也拍了一部。
　　山西晚报：在追寻的过程中，有让您难忘的经历吗？
　　徐风：在写作和拍摄的过程当中，难忘的经历有很多，我倒更愿意说一说未能如愿的遗憾。我在比利时待了十几天，一直等待着一个人物出现，就是钱秀玲的大儿子悌米吉，他是一位医生，2018年时已经82岁了，我非常想采访他，但是他以种种理由婉谢了我的采访，没有能够见面，其中有很多因素，我想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中国的误解和某些沟通上的隔阂。还有就是有一些资料，由于时间的原因，或者说因为机缘，还不能公开，这也让我比较遗憾。
　　山西晚报：重述钱秀玲的故事，您认为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徐风：这本书的书名，改了几次，最后定为《忘记我》，这是我多次对钱秀玲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脉络进行梳理之后确定的。作为个人，钱秀玲的心胸非常博大，她不愿意大家盯着她过去拯救人质的那些事情，她希望大家忘了她，但是那场战争留给人类的创伤，以及战争中那些美好的人性，那些相濡以沫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就是你们可以忘记我，应该忘记我，但是不要忘记那些历史。重述钱秀玲的故事，我觉得是对超越国界、信仰、种族、文化差异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光亮的重新体认。把钱秀玲的拯救故事归为国际人道主义，当然是可以的，也可以把它纳入爱国主义，但未免也狭窄了一些。她的成长道路，她的美丽心灵和开阔心胸，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财富之一。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忘记我》书摘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都有命定
　　想来，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都有命定。假若不是黄河之滨的一座古城，在一个恰当的时候邀请杰罗姆以国际知名摄影家的身份前往拍摄景物，那么，我和杰罗姆的见面就会被推迟得遥遥无期。深藏于心的一个念头也无从破土发芽。
　　杰罗姆是谁？他是钱秀玲的长孙。钱秀玲是谁？上百度吧，那里会有一千条以上的记载与阐释。
　　却说那日的相见，定在闹市南京路附近的海伦宾馆。杰罗姆夫妇如约而至。我原来想，作为钱秀玲的长孙，他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中国血统，但坐在我面前的，分明就是一个完全欧洲人模样的中年人。你似乎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一条清晰的来路，那倒不是逶迤的千山万水，而是血浓于水的基因链接。由此，我想象，路的首端应该团坐着一个名叫钱秀玲的银发老人，杰罗姆的奶奶。一个世纪前她是一位明眸皓齿的豆蔻少女，某天清晨她从家乡江苏宜兴一个名叫王婆桥畔的钱墅村出发，在人山人海的上海码头挤上去往欧洲的“狮身人面号”邮轮。她原本的故事平淡无奇，即便是二十二岁就获得化学、物理双博士学位，也未必会惊动她生活圈以外的世界。差不多七十年后，她的老家人突然获得一个仿佛从天而降的消息，说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居然在万里之外的比利时拯救了一百多个人质，从而成为那个遥远国度的“国家英雄”。
　　这个光环有点大，老家人在它面前一时睁不开眼睛。他们宁愿叫她“细伯伯”（江南人习惯把姑母与伯父混称），他们一直以为，多年失去音讯的细伯伯，早就是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一直是这么说的。
　　但是，杰罗姆在谈到奶奶的身份的时候说，或许连奶奶自己也不会想到，通常不按人们意志出牌的俗世生活，在一个需要神助的时刻，给她布置了一些障碍，硬生生地把她从通往居里夫人工作室的科学家道路上拽了回来，精通化学、物理的女博士，最终成为前后三个中餐馆的老板娘。
　　杰罗姆无数次到过中国。可能因为他是中国奶奶最喜欢的长孙。他的第一架莱卡相机是奶奶送的，她希望他去中国拍摄那里的风土人情。有时她会在孙子拍回的照片面前朗声大笑，有时却一头躲到厨房里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