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等关税”制造的混乱之中，特朗普政府又将交易的目标转向了中东。在此之前，美国已向迪戈加西亚基地部署了多架B-2“幽灵”轰炸机。
　　4月12日和19日，美国与伊朗在第三国阿曼主持下先后就伊核问题举行了两轮会谈。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物价上涨、美股暴跌的注意力，试图以外交突破挽救下跌的支持率，还是在以色列持续施压和伊朗浓缩铀丰度或很快达到90%的武器级标准、伊核协议即将过期等压力下的仓促决策，舆论众说纷纭。
　　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政府希望与伊朗达成一笔“交易”。为向伊朗施压，美国不仅在伊朗邻近区域部署了两支航母战斗群和多架B-2“幽灵”轰炸机，还新增了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
　　“双向奔赴”
　　对美国和伊朗而言，美国需要解决“安全关切”，伊朗则需要美国取消制裁。
　　2024年，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遭到沉重打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抵抗之弧”力量被严重削弱。而今，美国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急欲构建新的中东地区秩序。迫使伊朗放弃核能力建设以进一步削弱伊朗，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有关各方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将于今年10月自动到期。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达成新的协议，美国将失去继续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法理基础。
　　同时，特朗普很可能希望以“我让伊朗放弃了核武器”等类似叙事彰显自身政绩，进一步增加了美方推动谈判达成的意愿。
　　伊朗方面也有着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多年的制裁使得伊朗经济形势极为严峻，2023年10月，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为5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2024年10月汇率跌至75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近期更是达到了93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水平。伊朗亟须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推动取消制裁，缓解国内极其严峻的经济和民生压力。
　　同时，伊朗改革派政府亟须向国内证明自己的能力，以驳斥保守派对其2015年“牺牲伊朗利益达成核协议”的指控。
　　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保守派指责时任改革派总统鲁哈尼及其伊核谈判团队背叛了伊朗的利益。现在伊朗总统虽然已经易人，但政府仍然是改革派政府，伊核团队仍然是当时的团队。现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作为新一轮伊核谈判的伊方代表，也曾是2015年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此外，伊朗也有通过谈判达到消除战略压力的需要。2024年，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博弈中遭遇重大挫折，包括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被暗杀、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被定点清除、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崩溃等。今年以来，伊朗不仅面临来自以色列方面更为咄咄逼人的战略压力，而且还面临特朗普政府的军事威胁。
　　伊朗在展示自身军事实力、重构战略威慑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降低战略风险。
　　诸多挑战
　　美伊双方在两轮谈判中均展现了一定的诚意，但谈判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是美方的压迫性要求和存疑的履约能力。从美方目标来看，美国谈判代表一度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求伊朗“停止并销毁其浓缩铀项目”。或许因为认识到上述目标过于苛刻，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在第二轮会谈前期表示，伊朗浓缩铀的纯度（工业用铀浓缩能力）不得超过3.67%。上述立场虽有所调整，但美国关于伊朗销毁相当一部分核设施的目标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对此，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会销毁其核设施，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根据以往经验判断，伊朗可能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其一定数量的浓缩铀库存和离心机在国内封存，至多只能接受将上述库存和部分离心机转交俄罗斯等第三国封存。而上述方案，深受以色列影响的美国恐难以接受。
　　从美方的履约能力来看，美国难以真正取消对伊制裁。争取美国取消全部制裁是伊朗参加谈判的基本诉求，但事实上美国很难真正取消对伊制裁。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政府并未根据协议取消对伊制裁。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对伊制裁力度达到历史极限。
　　2022年，拜登政府也曾与伊朗就恢复协议举行了谈判，当年9月双方几乎达成了协议，但拜登政府拒绝承诺以可验证和可持续的方式取消制裁，导致谈判无果而终。
　　出现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实施制裁容易，但取消制裁很难，这是美国“制裁政治”的基本特点。美国国内政治中强大的反伊朗力量，更增加了取消制裁的难度。如果美国不能承诺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取消制裁，伊朗将难以作出妥协，即使达成协议，也将是脆弱的。
　　二是美国对伊朗缺乏必要的尊重。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极其强烈，将尊严视为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很难在谈判中表现出尊重的态度。美国在伊朗邻近区域部署航母战斗群并新增对伊朗能源制裁，这种以施压和制裁促进谈判的方式是伊朗难以接受的，将对伊方谈判立场产生消极影响。
　　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使协议落实陷入困境，至今仍是制约伊美构建互信的主要障碍。此外，特朗普政府也是2020年下令暗杀伊朗民族英雄苏莱曼尼的“罪魁祸首”，这一事件也对双方谈判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障碍。
　　三是来自以色列的干扰。以色列奉行安全利益最大化政策，将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甚至常规武器威胁作为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试图说服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采取利比亚模式弃核。
　　所谓利比亚模式，是指2003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在美国施压之下主动交出所有核计划材料，并在美国官员和专家的监控下销毁了所有核设施。
　　尽管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政府心存忌惮，但仍通过美国国内亲以游说团体向特朗普政府施压，促使美国谈判代表盲目要价，施压伊核谈判。
　　4月19日，美伊举行谈判之前，以色列相关代表也提前抵达意大利，并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由此观之，以色列的影响不容小觑。
　　伊朗虽然在2024年遭遇重大战略挫折，但仍是地区重要力量，不会甘心任由美以摆布。若真想取得外交成果，特朗普政府应该追求可实现的目标。如果美国不能在谈判中展现出必要的尊重，不能积极考虑伊朗的合理诉求，谈判将很难取得积极进展。
　　三种前景
　　可以预期，美伊谈判将在上述因素的复杂作用下进行，其前景无外乎有三种：
　　一是顺利达成协议。在这种假设中，特朗普的个人性格特征将发挥作用，促使其并不深究协议内容。同时，特朗普可能利用共和党当前在美国国内权力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就取消制裁议题作出实质性承诺。而内塔尼亚胡出于对特朗普本人的忌惮，在谈判过程中仅施加有限的压力。在上述三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美伊谈判将呈现乐观前景。
　　二是谈判破裂。随着谈判的进行，美伊之间关于伊朗核设施规模以及能否取消制裁等方面的分歧将进一步凸显。若双方不能通过谈判找到平衡点，谈判将面临障碍。而随着美国内亲以色列团体增强游说，美伊谈判很可能会再次中断。
　　三是谈判进入持久战。美伊双方可能达不成协议，但又不愿离开谈判桌，进入拉锯消耗战，拖至伊核协议自动失效的时间节点。如此一来，美伊博弈很可能会进入新的阶段。
　　目前，各种前景都有可能出现，但谈判进入持久战的可能性更大，谈判破裂的可能性次之，而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最低。
　　总而言之，如果美国不能在谈判中表现出对伊朗合理利益的关切与尊重，谈判将很难取得进展。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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