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駐村工作隊
最后的駐村工作隊
1975年，我高中畢業回到家鄉，在大隊擔任了通訊員。這年夏天，一場“基本路線教育”運動在全縣展開。公社通知，縣裡要派一個工作隊來我們村開展工作，搞這場運動。
頭天晚上，大隊召開了大小隊全體干部會議，安排了工作隊進村的各項事宜。黨支部書記要求我，找好工作隊住宿的家戶，安排好隊員的吃飯問題，並具體負責第二天工作隊進村的接待任務。
來我們大隊搞運動的工作隊一共6人，都是從縣各個單位抽調出來的，有農業、科技、公安、法院、銀行等單位負責人或工作人員。其中，隊長1人，指導員1人，隊員4人。
在工作隊進村的這天早上，我給他們找好了宿舍，是一家農戶的三間大北房，工作隊6個人全部住在這裡，便於工作。他們的吃飯問題也安排好了，6個人，6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安排1個，全部吃派飯，挨家挨戶管。那時候，工作隊下鄉，絕不搞特殊，全在老百姓家吃飯。他們也絕不白吃飯，上邊有統一規定，吃老百姓的飯必須付飯錢，每頓飯一毛錢，四兩糧票﹔一天是三毛錢，一斤二兩糧票。他們下鄉，村裡隻安排住處，對任何人都不提供鋪蓋。
吃過早飯，我和大隊的干部們守候在大隊部的院子裡迎接工作隊進村。大隊部是原來的關帝廟，院子裡有幾株梧桐樹，我們都站在梧桐樹下等候工作隊的到來。從9點半開始，隊長、指導員先后騎著自行車，帶著鋪蓋報到了。緊接著其他3名隊員也陸續在11點前准時到來。這個時候，我們便開始忙碌起來，來一個安排一個，等把他們安排好，飯派好，就將近12點了。這時候，我們才發覺還有一個隊員沒有報到，大隊干部和一個生產隊長都在大隊部焦急地等候。
天氣炎熱，人們在大隊院子裡的梧桐樹下邊乘涼，邊談論，等候著最后一名隊員的到來。就在這個時候，從大隊隊部的院門外走進一個陌生人。遠遠望去，這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看上去二十來歲，個子不高，穿著朴素，腳穿一雙土布鞋，背上背著一個用細麻繩打成背包的鋪蓋，身上挎著一個軍綠色的挎包，汗流浹背，精神抖數地來到我們跟前。原來他就是我們要等的最后一名工作隊員。他叫劉延年，是縣種子公司剛分配來的大學生，他是唯一一名背著鋪蓋下鄉的工作隊員。他家離我們村15裡，大學畢業不久，家裡經濟不寬裕，買不起自行車，無論去縣裡單位上班，還是下鄉，他都是背著鋪蓋卷兒步行去的。我們趕緊接過他的鋪蓋，安排到住處，讓生產隊長領著他先去吃飯。
在以后的一年多時間裡，這個工作隊和村裡的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作，白天參加生產隊裡的勞動，晚上研究工作和開會，從來沒有向大隊提出過任何特殊要求，沒有短缺過老百姓的飯錢和糧票，更沒有吃過一頓公家飯。他們有事請假，當晚回去，第二天一早准時回來。尤其是這個年輕的劉延年，他請假回家、回單位，還是那樣步行著去，步行著來，從沒有向同事借過自行車，更沒有向大隊開口解決交通問題。他的工作作風，深深地讓村民們感動。
這件事情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我常常想起這段經歷，眼前常常出現劉延年同志背著鋪蓋卷兒報到的影子，而且每每想起都回味無窮。那個年月，我們的干部是多麼的廉潔、節儉啊，雖然生活艱苦，但是他們的精神面貌是那樣的旺盛，工作作風是那樣的過硬。
薛振堂（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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