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恆:一部全集見証雲岡品質


雲岡石窟,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公元5世紀造像的高峰,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名錄。
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流傳著“雲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說法。而近日,雲岡石窟迎來新的學術高峰——雲岡人用7年時間,櫛風沐雨,用腳步丈量,用鏡頭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舉推出20卷本60萬字的煌煌大書《雲岡石窟全集》。相較於日本學者的研究,這部大書的視野更加開闊,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發現,填補了雲岡石窟研究若干歷史空白,成為“雲岡學”新的裡程碑,一個有著歷史意義的民族“爭氣工程”。
對山西乃至全國來說,《雲岡石窟全集》的面世,是2019年一個文化事件。為什麼要用長達7年的時間編撰一部書?這部大書誕生的歷史背景是什麼?編撰這部全集經歷了哪些艱辛故事?山西晚報記者走進雲岡,了解這部大書誕生的前后過程。本期採訪的是《雲岡石窟全集》副主編王恆。
《雲岡石窟全集》,絕非一人之功,在20卷“大書”的背后,傾注了很多專家、學者以及雲岡人的心血。今天的主人公王恆,從1985年至2002年一直都在雲岡石窟研究院工作。盡管王恆是“半路出家”的文博人,但在其工作生涯中,早已視雲岡為家,並勵精圖治,以雲岡石窟為研究主體,出版學術書籍,為雲岡石窟的研究做出很多貢獻。在《雲岡石窟全集》編撰期間,王恆擔任副主編,20卷全集當中所有的撰稿,他都是第一責任人。那時候,王恆已經接近退休年齡,但依然承擔了此項重任,當起了院長張焯的左膀右臂,用他的話說,“今生來做雲岡人,就是拼盡全力,也要守護這座千年石窟。”
7年裡,王恆不僅拼盡全力,也帶領更多的雲岡人,鍛造了雲岡品質,《雲岡石窟全集》就是最好的見証。
重返雲岡上班 每天被“電話”叫醒
在《雲岡石窟全集》編撰委員會裡,王恆是最資深的“雲岡人”,當過十余年雲岡石窟研究院的書記。在全集編撰工作提上議程時,時任大同市政研會秘書長的王恆馬上就要退休了,后專門經過組織批准,雲岡石窟研究院又特聘他重返雲岡。提起這段經歷,王恆笑著說:“我是第二次到雲岡上班,也算新人。”
王恆始終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次來雲岡石窟上班時的情境,“面對綿延一公裡,大大小小幾百個雕鑿在山壁上的石窟和雕刻精美、隨處可見的佛教人物、建筑,我是既興奮又茫然。”從那時起,王恆就下定決心要搞清楚這個有著1500年歷史的佛教石窟的謎底。1999年,王恆發表了第一篇名為《從犍陀羅到雲岡》的論文,揭示了犍陀羅藝術與雲岡石窟藝術之間的關聯,他把雲岡石窟藝術放在世界文化史和佛教史的歷史坐標中,有力地証明了雲岡石窟藝術的最大價值。王恆以其豐碩的學術成果,成為雲岡的專家。
2002年,王恆調入大同市委宣傳部工作,盡管離開了雲岡石窟研究院,但他依然心系雲岡發展。2012年,當張焯與青島出版集團簽訂編撰《雲岡石窟全集》的事宜后,第一時間就聯系了王恆,請他出山。那時候,距離王恆退休還有一年的時間,他深知這是一場硬仗,一場需要全情投入的“戰役”,卻義無反顧地加入其中,回到了雲岡石窟工作,誰都沒想到,這一堅持就堅持了七年之久。
“作為副主編,主編張焯給我的任務是把握總體,重點起草‘凡例’,全集總論和第一、二卷釋論的撰寫和其他各卷釋論的閱改,並確定和配置《全集》所有文稿中的插圖。”寫稿子和審稿是件耗神的事情,王恆每天坐在辦公桌前長達十多個小時,從文稿內容所涉及的洞窟圖像到引用文獻,從前人的研究到雲岡人自己提出的論點等等,都需要仔細斟酌和認真推敲。“《雲岡石窟全集》是爭氣工程,對於我們這些雲岡人來說,是責任,是使命,是守護這座千年石窟所必須要走的路!”
在《雲岡石窟全集》編撰的這七年來,傾注了以張焯、王恆為代表的太多人的心血。王恆說,每天清晨,叫醒他的不是鬧鐘,而是張焯的電話鈴聲,“張焯這個主編當得不輕鬆。按照他的要求,總論和各卷釋論稿都要交給他審閱,可是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佔據了他太多時間和精力,他就利用每天早上5點至8點來審閱我傳給他的文稿,所以每天早上就是我們交流工作的時間,不管他是在大同還是在出差,天天如此。在這過程中,我也真切體會到了張焯院長綜合基礎的扎實和歷史學家洞察力的敏銳。”
文字內容反復修改 精益求精呈現完美雲岡
《雲岡石窟大集》是中國人的爭氣工程,參與其中是很多雲岡石窟研究人員的夢想。這套全集的出版,不僅樹立了中國人研究雲岡的學術史,更是在凡例撰寫、圖版排序和文字表達方面精益求精,提出不少雲岡石窟研究過程中的新發現、新觀點、新討論,解決了很多雲岡曾經未曾解讀過的問題,著實不易。
就以凡例來說,這是大型書籍的宗旨、內容和編撰體例的文字,也是作者提示給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應該注意的地方。簡言之,就是整部《雲岡石窟全集》的精華所在,告訴大家雲岡學研究的“關鍵點”。光凡例一文,王恆就寫了N個版本。此外,全集中收錄了很多圖片,為了達到一目了然和“養眼”的標准,王恆還要對其進行總體協調和把關,光制定標准這一條,就非常燒腦,“標准苛刻,看似增加了工作的難度,但是卻能讓我們自己少留有遺憾,也會讓這套大集出版得更為嚴謹、全面和客觀!”
光圖版編排這件事,就體現了編委會成員們的嚴謹性和細致性,王恆說:“首先,各卷開篇是要將洞窟各壁面做出全方位展示,北壁(正壁)的庄嚴肅穆、東西壁的整體對稱、南壁的宏偉、窟頂的絢麗,一一呈現。其次,在壁面的順序表達中,先描寫正壁,體現洞窟主題,再按照各壁面的順序,則以佛教禮拜時的順時針形式做出表述,即北壁、西壁、東壁,以及包括窟門和明窗在內的南壁,最后是窟頂和地面。再次,面對雲岡龕像的對稱性特點,將龕式兩側具有明顯對稱安排的圖像,集中在一個頁面上,在突出雲岡圖像特征的同時,給人以對稱的美感享受。再次是圖像編排中上下置圖的靈活性。在遵循凡例的基礎上,依照圖像在洞窟中的位置做出合理安排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包括中心塔柱在內的所有多層塔的編排中,做到因材施圖。”《雲岡石窟全集》總圖數18902幅,如此龐大的文化工程,特別耗費心思,就拿圖片在版面上的呈現來說,從20萬張圖片中做精心挑選,力求周全,既要符合古人設計的雕刻本意,也強化了藝術形象的視覺沖擊力。
“這套全集真是傾注了所有雲岡人的心血。”王恆告訴山西晚報記者,雖然雲岡石窟研究已有一個多世紀之久,但對雲岡各洞窟的特征、特點做出一個較為恰當的分析論述,並非易事。雲岡在開鑿設計上的強烈計劃性,使石窟在佛教意義表達和藝術設計的展示中,體現出強烈的系統完整性。由此,要對某個洞窟做出特征、特點分析,不僅要全面、准確“研讀”這個洞窟,往往還要將其置於整個石窟群中,並為其做出一個恰當的定位。不僅是開鑿時間一致、位置相鄰的洞窟,即使在造像分期中開鑿時間不同、距離較遠的洞窟間,亦會出現或多或少的聯系。“這些內容,在日本人出版的書中從沒有提及過,我們希望把這些問題做細致,既是一種學術上的突破,也是對於北魏佛教及其藝術發展脈絡的揭示,對我們認識和了解其在公元5世紀前后的特點和面貌,具有重要意義。”
三地工作人員保駕護航 堅守雲岡品質
從2016年到2019年,《雲岡石窟全集》進入裝幀印刷階段,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文化工程,青島出版集團選擇了國內印刷界的翹楚北京雅昌藝術中心排版印刷。三年的時間裡,雲岡石窟研究院、青島出版社、雅昌藝術中心的工作人員們組成了聯合制作團隊,進行編撰、編輯、排版、校對、簽字印刷等工作,來自大同、青島、北京的三地工作人員一直在北京雅昌所在地駐守工作。
20卷《雲岡石窟全集》工程浩大,各卷本的文字表達、圖版排序,乃至卷本之間的內容統一銜接等等,都需要妥善協調。為此,雲岡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和幾位出版人一同吃住、一同商議、一起爭辯。王恆說:“工作中,除圖版、文字編輯方面的事宜外,還涉及大量宗教藝術的闡述問題,佛教方面諸如佛教名詞的發音和釋讀,佛教人物的分類和性質,雲岡雕刻中人物服飾的名稱和作用,各類佛教人物的手印、坐姿,雲岡圖像表現的佛教思想等等,這些在平常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制作《全集》中成了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后期印刷過程中,雲岡品質始終貫穿始終。比如拍照問題,《全集》的圖片,是從20萬張數碼照片中挑選出來的,但有時候放入書中還覺得不完美,於是就又委派雲岡石窟研究院內的攝影家張海雁去補拍,補拍數量達到了千張。在圖版的色彩校正問題上,雅昌方面安排了具有20多年工作經驗的高級技師代國建承接此項工作,同時,雲岡石窟研究院也需選派一位對雲岡圖像質感和色彩非常熟悉、且具有實踐經驗又仔細認真的攝影師到北京與雅昌的調圖師共同工作。
這個任務落到成長在雲岡,退伍回雲岡,已然退休的雲岡攝影師員新華身上。此項任務的要求是:在自然光線下,圖片色彩最大程度與洞窟圖像接近,各卷本之間的色彩要統一,卷內各圖以及鄰接圖片的色彩還要高度一致。王恆說:“為達到這一要求,有的照片數次做出調整。三年共計1000多天,新華在北京的時間達到600多天,一次連續在北京的時間就長達5個多月。還有個笑話呢,雅昌的員工流動比較頻繁,光是為《全集》服務的電腦操盤手就更換了四撥,而員新華已經被不少員工認為是雅昌的同事了。”
《雲岡石窟全集》的出版,不僅為雲岡石窟研究培養了一批研究人員,更是錘煉了雲岡品質——知難而進,勇攀高峰。
山西晚報記者 孫軼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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