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酌再酌不舍杯杏花村裡醉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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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安瀾會館正殿。

安瀾會館外景。　　

安瀾會館內現存的兩通清代古碑。

俯瞰安瀾會館全貌。

安瀾會館內的木雕。

安瀾會館內，有關孫爾准與會館淵源等的介紹。

　　掃描二維碼觀看相關視頻。　　拍攝：杜金棟張琪　　制作：張琪

　　211公裡的閩江，是華東南地區重要的水源涵養地。這條福建省境內最大獨流入海的河流，由上游進入福州市后，在境內留下114.8公裡的河段，流域面積達8554平方公裡。
　　福州70%經濟總量的用水需求來自閩江，同時保障著涵蓋鼓樓、台江、倉山、晉安、馬尾等11個縣（市）區700多萬人口的飲水安全。
　　倉山區倉前路附近，雲集許多歷史文化建筑，安瀾會館就是其中之一。會館內現存有兩通清代古碑，其中一通石碑上，有一位清代高官的名字出現。
　　人們有所不知，這位高官與部下飲用汾酒后，為后人留下一首如痴如醉的詩作，由此與山西汾酒結下不解之緣。
　　安瀾會館：閩浙風格融為一體
　　倉前山位於福州市倉山區，山腳下有條脫胎於古道“鹽倉前”的街道——倉前路。這條長800米的街道，東起解放大橋，西接三縣洲大橋，是福州南台島上東西走向的干道。
　　在倉前路與解放大橋交叉路口路南，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吸引人們駐足觀瞧，熙熙攘攘的游客紛紛拍照留影。
　　這座建筑外觀有福州古厝建筑風格的“馬鞍牆”，院內兩層廂房的“馬頭牆”則是浙江古厝山牆形式。
　　原來，這座古建筑為安瀾會館，又名浙江會館、上北館，始建於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已有250年歷史，是當年浙商在閩經商及官員、名人聚集之處。如此一來，就為游客產生“安瀾會館為何同時呈現閩浙兩省建筑風格”的疑惑找到答案。
　　2023年6月6日，經過改造的安瀾會館開館，並設立閩浙淵源、商旅史記、會館春秋、建筑文化、千年商脈、浙人在茲、風雲浙商七大板塊，閩浙兩省的地域聯系、文化互鑒、商貿交往、會館故事等歷史背景完全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閩浙兩省的友好交流平台。
　　安瀾會館佔地面積約2400平方米，大門為浙江建筑風格，青磚外牆，八字大門兩側一對石獅拱衛，門楣懸挂“安瀾會館”四字匾額，匾額上下皆有磚雕，圖案筆法細膩，栩栩如生。院內設有戲台、雙層看樓等建筑。
　　安瀾會館歷250年，至今保存完好，既雅致清幽，又堂皇壯觀，實為難得，體現了閩浙建筑藝術融為一體的特色。
　　安瀾會館的西側院內，有兩通形制相同的高大石碑，圓角平首，下有須彌座式碑座，束腰浮刻雙獅戲珠圖樣。一通為《安瀾會館印記》，碑首上刻有篆書“賜福安瀾”四字﹔另一通為《孫文靖公祠碑記》，碑首刻有篆體“錫羨岩疆”四字。
　　《孫文靖公祠碑記》立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碑身直刻16行真書碑文。“公名爾准，字平叔……”從《孫文靖公祠碑記》可以看出，孫文靖名為孫爾准。孫爾准為江蘇無錫人，清道光年間官至閩浙總督。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孫爾准以病乞休。次年，62歲的孫爾准逝世。道光皇帝賜謚“文靖”。
　　浙人為感孫爾准恩德，其死后36年，在安瀾會館右側建祠祀奉立碑。《孫文靖公祠碑記》碑文記載孫爾准修福州小西湖及興化木蘭陂，建義倉，拓貢院，復書院等功績。
　　眾多會館雲集福州
　　據史料記載，有“東江流向應到海”之地利的福州，自古以來便成為對內、對外貿易的集散中心。明末清初，各地商幫在此建起多達70余所“會館”，主要分布於今鼓樓、台江與倉山等地。
　　會館內居住的多為外地人，時間一長，便會思鄉懷親。為消除在異地的寂寞，會館每年會從老家請戲班來福州會館演出，或將家鄉的特產通過原籍商幫帶至當地，不僅促進了貿易往來，同時以解思念家鄉之苦。
　　據酒史專家、文化學者王文清介紹，清代時，福州府城就建有一座山陝會館。那時的晉商對促進晉閩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55歲的王文清是山西省酒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西省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近些年，他先后出版了《茶路酒香》《清香天下》《汾酒史話》等文化書籍，詳細地將萬裡茶路中各個重要節點的汾酒傳播過程呈現給世人。“在晉商主導發起的這條萬裡茶路上，晉商不僅把茶葉輸出國外，同時把心心念念的汾酒以及酒的釀造技藝也帶到各地，以至於在中國大地開枝散葉。”王文清表示，晉商基本控制了制曲、做酒和賣酒的全部鏈條，以汾商為代表的山西酒老板，在晉商歷史上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萬裡茶路為主軸，“一軸多翼，南延北伸，東傳西漸”，將山西汾酒和汾酒的釀造技藝向全國傳播。
　　福建武夷山下梅村是晉商萬裡茶路的起點，晉中太谷的“大盛魁”茶庄、祁縣的喬家、榆次的常家等晉商在武夷山均設有茶庄。
　　安營扎寨下梅村，受限於生活習慣，喝慣了汾酒的晉商，自然將成品的汾酒或干脆將釀酒工藝南下傳播銷售。
　　閩浙總督作詩盛贊汾酒清香
　　巧合的是，在福建提起汾酒，孫爾准就成為一個繞不開的關鍵人物。“杏花村枕汾水濱，村中風氣含古春。春光駘蕩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官至閩浙總督的孫爾准於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秋通過鄉試中了頭名解元，清嘉慶十年（1805年）成為進士。作為當時的著名詩人，他寫有詩集《泰雲堂集》。《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就是出自他的這部詩集。
　　孫爾准可能也沒有想到，自己的“酒后之言”，成為汾酒當年在福建的真實歷史寫照。
　　提起汾酒在福建，就又不能不說起另外一人——福建巡撫韓克均。“中丞”就是清代對巡撫的尊稱。
　　韓克均是山西汾陽人，號芸坊，與孫爾准一樣，在當地人眼裡，也是清朝的廉吏。一天，韓克均請“頂頭上司”孫爾准暢飲汾酒，孫爾准對汾酒極是推崇，隨即寫下了洋洋洒洒的《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的長詩。
　　有報道稱，《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是山西汾陽學者呂世宏在研究古代詩歌時發現的。由於詩中明確指出杏花村的地理位置就在山西，這為山西杏花村之說又添一有力佐証。
　　不能否認的是，由於《泰雲堂集》為木刻印刷版本，其中的不少文字現已棄用或與異體字並用、或被簡體字代替，因此在現如今的文字呈現中，出現許多錯字和缺字，使得這首詩歌在傳播中形成多種文字版本，錯誤頻現。
　　為准確呈現《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接受山西晚報記者採訪時，王文清出示了該詩木刻印刷影印件截圖，逐字對這首267字的詩作進行反復推敲並進行斷句。《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為：“杏花村枕汾水濱，村中風氣含古春。春光駘蕩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世人題品夸勁?，其間真偽誰能分。我生小戶氣先攝，聞名蹙額愁沾唇。先生一笑為洗謗，特傾家釀來娛賓。定瓷滿瀉色無別，梨花遜白梅遜芬。揚州雪液未堪擬，劉家白墮安足珍。一酌面皺舒，再酌骨髓醺。三酌華胥在人世，太和盎盎還其真。元忠豈知仆射樂，陶潛本是羲皇人。麴生風味有如此，世間耳食猶紛紛。先生辨酒如辨士，淄澠一滴區醨淳。杜康千載尚冥感，當世哪有銜冤民。君不見，洛陽糟邱心莫逆，太白詩寄元參軍。東坡吟索六從事，北海百榼言津津。愧無好句答嘉貺，使我未醉顏先?。十日願追河朔飲，余瀝肯祭勾芒神。行沽倘許向西笑，錦坊艷拂青帘新。濡頭腐脅無不可，莫待落花亂打劉伶墳。”
　　王文清說，詩中“麴生風味有如此”中的“麴”字，是“?”的異體字，簡化字為“曲”。另外，詩中“余瀝肯祭勾芒神”中的“肯”字，也有說法是“宜”字。“根據上下文來看，可能‘宜’更准確些。這些都是需要繼續探討和研究的內容。”
　　提起這首詩作，王文清對孫爾准贊不絕口：“詩中幾乎每句都含有與酒相關的典故，並通過這些典故對汾酒通篇進行夸獎。不愧是知識淵博的文學大家！”
　　“‘太白詩寄元參軍’這句就暗合了李白《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一詩。”王文清舉例說，這首400多字的長詩詳細記述了元演與李白在不同時期的四次游歷。其中記述二人同游太原的情形寫道：“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並州遏戎虜。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
　　劉白墮酒、揚州瓊花露酒、定瓷、華胥、陶潛、太白、劉伶、東坡、杜康等相關名酒及與酒有關的物品和名人在《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詩中頻現，盛贊汾酒超過世間任何一款美酒。
　　讓韓克均或許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特傾家釀來娛賓”后，孫爾准產生“十日願追河朔飲”的想法。
　　“河朔飲”在古時是指“痛飲”。王文清解釋道，“十日願追河朔飲”的意思，是孫爾准喝了汾酒后“願追”連續“十日”跟著韓克均痛飲汾酒，其實也就是每天都想著喝汾酒。“從詩中的‘傾’字來看，當時韓克均送到孫爾准府上的汾酒數量不少，兩人在推杯換盞中似乎也喝的過量，所以才能產生這樣飄飄欲仙的效果。”另外，從“一酌面皺舒，再酌骨髓醺，三酌華胥在人世，太和盎盎還其真”的忘形描述來看，孫爾准在喝了汾酒后，喜愛汾酒的程度已達痴醉的境地。這首夸贊汾酒和汾陽杏花村的詩作，毫不夸張地說，是古今中外品飲汾酒后賦詩的杰作之一。
　　通讀《飲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賦謝》，細心人可看出一條清晰的文化脈絡——汾陽、汾酒、杏花村，孫爾准、韓克均，物和人，明有山西元素，也暗含福建元素，由此來看，這首贊揚汾酒的杰出詩作及呈現的飲酒場景出現在福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晉商常年穿梭於晉閩兩省之間，福建最高行政長官的祖籍居然是出產汾酒之地……這些關鍵元素疊加一處，能有如此美妙飲酒詩句留於后世也就是不足為奇了。
　　其實，查閱史料，福建與汾酒早有淵源。
　　王文清在查閱史料時發現，日本寬正十七年（清嘉慶三年，公元1799年），東都書林堂出版了《清俗紀聞》一書。王文清介紹，這本書是曾為長崎地方長官的中川忠英指令其幕下官吏，對前往長崎貿易的清朝商人所做的調查記錄。書中詳細記載了清乾隆年間中國福建、浙江、江蘇一帶的民俗民風、傳統習慣和社會情形等。其中“酒名”詞條中，列有“汾酒、潞安酒、惠泉酒、烏城潯酒、福珍酒”。作為糧食白酒的名酒隻有汾酒和潞安酒。“由此可知汾酒和潞安酒在當時福建及江浙市場屬於知名品牌。”他表示，《清俗紀聞》中關於汾酒和潞安酒的記載，是目前汾酒、潞安酒在國外書籍中發現的最早記錄。
　　民國《崇安縣志》記載：“清初，本縣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光咸豐年間下梅茶市轉赤石，下梅廢，而赤石興。紅茶青茶向由山晉商，俗謂之晉商至縣採辦，運往關外銷售。”這一時期，福安茶葉多先集中在崇安，肩挑過分水關進入江西河口鎮。也就在這個時期，山西白酒也隨著茶商來到了福建。
　　與此同時，許多與汾酒有關的實物也在福建境內被發現：在武夷山五夫鎮，發現了清代“晉閩合股”茶酒契約﹔在福州市上下杭的山西會館遺址出土的錫制酒器中，檢測出與杏花村古窖池相同的微生物群落﹔泉州德化窯的匠人，曾為晉商定制過“雙龍戲珠”汾酒瓷瓶……
　　史料記載，文物實証，在向世人訴說“茶酒同源”的文化密碼。“一茶一酒”的智慧，正是中國商業文明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