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行動做榜樣 一直“在路上”
田建文：行動做榜樣 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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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璀璨的歷史中，文物是見証，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以下簡稱“四普”），就是要建立國家不可移動文物資源大數據庫，建立文物資源資產動態管理機制，既有利於強化文物保護工作，也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普查隊員櫛風沐雨，奔波在田野、山林、鄉村之間﹔還有一群人，或者默默守護在后方，或者陪伴在普查隊員左右——他們就是“四普”專家組成員。今天的主角，是臨汾市“四普”工作隊專家組組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田建文。從“四普”啟動，到實地調查階段，他踐行著文博人的使命和擔當，深入普查一線，將自己的學術研究經驗用在實地考察中，為年輕文博工作者答疑解惑，為普查工作勞心盡力。
用實際行動為大家做榜樣
在山西乃至全國考古界，田建文是個傳奇人物，他自北京大學畢業后主動請纓，從一線都市退居“田間地頭”，扎根基層考古工作，一干就是近40年。“傳奇”背后，更令人欽佩的是他頑強的生命力——做過3次開顱手術，身體留下嚴重的后遺症，但依舊堅持不輟，在考古事業上屢有建樹，在平凡崗位上作出突出成就和卓越貢獻，受到國家及相關部門表彰，曾入選“感動山西人物”。本次“四普”工作，田建文是駐臨汾市專家。
可能在大家眼中，這樣一位考古界前輩，在辦公室裡坐著，為后輩指點一二就可以，但田建文不僅提前掌握各類普查程序、了解普查的科技工具，甚至還身體力行地深入田野工作，用實際行動為普查隊員做榜樣。
“考古工作要在田野，普查工作也不例外，必須到現場去，才能摸清文物本體的情況，登記真實現狀，更好地挖掘其歷史價值。”自“四普”工作啟動以來，田建文就始終記挂著這項工作，復查“三普”的文物點，對已消失的文物點進行分析，尤其是對在“四普”中新發現的文物點，他都要去現場觀摩、研究。山西晚報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如此“勞心費神”時，他的回答很質朴：“在文化遺產保護面前，我們始終要有緊迫感。舉個簡單的例子，十多年前進行‘三普’時，很多地方的耕作技術還不是太先進，對於農田的破壞性還比較小，所以能在田間地頭發現陶片、石器等，現在的挖溝機、鏟車太厲害了，一鏟子下去，地下的遺跡就能鏟除一大半，陶片、石器等直接就被敲碎了，等你發現這塊土地具有考古價值時，它已經丟失掉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所以，“四普”在田建文眼中，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在眉睫的，他希望能抓緊時間，保護好每一個角落的文化遺產。
“四普”讓文物家底更“精准”
從“三普”到“四普”，普查方法在不斷創新，普查工具也在迭代升級，對此，參加過“三普”的田建文深有感觸：“現在對於文物遺跡的定位更精准了，尤其是要建立全省不可移動文物資源數據庫，並與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更有利於實施監督信息系統共享，有利於考古前置工作，讓考古與基礎建設工作更有力地結合起來。”
田建文回憶，2007年“三普”時，隊員們使用的工具叫做GPS測量儀，但普遍存在20米—30米的誤差，有時候誤差可以達到100米—200米，現在使用的是RTK（實時動態測量）測量儀進行定位，誤差隻有3厘米。“以前做考古工作，明明前期勘測出了在這片田地裡有一些考古遺存，可是等到了種庄稼的季節，茂密的糧食地裡壓根就無法進行定位。現在不同了，你可以清楚地知道這個考古遺存在哪裡。你說，這是不是‘四普’的優越性？這是科技給我們工作帶來的便利啊！”田建文說。文物普查工作，是對原有普查過的文物進行摸底的過程，也是一次“發現”之旅，站在考古工作的角度而言，這種“排查式”普查，使得一些從未被發現的文化遺存浮出水面，定點測量、登記更便於日后開展考古、文化保護研究等工作。
時下，倡導考古前置，就是要健全“先考古、后出讓”的制度，應當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的建設用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才可以收儲入庫或進行出讓、劃撥，實現“淨地”供應，讓建設方能夠“拿地即開工”，保障工程順利實施，節約資金和時間成本。“考古很多時候是為了配合基礎建設工作而開展的，我們在查找以往考古信息、史書、地方志之后，開始進行考古調查及勘探，確保地底下沒有文物遺跡，才能讓建設方開工。”
“在路上”的驚喜和收獲
“四普”開展以來，田建文很忙，跟著普查人員去現場，也會隨時隨地為年輕的普查隊員“授課”，不遺余力地把自己的所知、所學告給大家。一直“在路上”，這是像他這樣的考古“痴人”的夢想，他笑著說：“在路上才會有收獲。目前，臨汾市在‘四普’中發現了兩處不可移動文物，這就是最大的驚喜。”
這次“四普”中，侯馬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是一座名為“娘娘廟”的古建筑。還有一處是位於曲沃的西白集遺址，該遺址是距今有5500年之久的西陰文化遺跡，普查隊員從灰坑中發現了石紡輪、石片刀具，這可是非常重要的發現。
早在1926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在夏縣西陰村發現了半個蠶繭。蠶繭出自灰坑最下層，不是野虫吐出來的，當時李濟先生就說，這多半個蠶繭應有人工切割的痕跡。“李先生這個論點特別重要，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指數。李濟先生當年看到的蠶繭化石是用刀具切割的，我們此次發現這件同時期的石片刀具，則佐証了李先生的觀點。”田建文告訴山西晚報記者，直到現在，這件新石器時代的石片刀具還是非常鋒利的，側面証明了西陰文化的古人類已經掌握了抽絲、擰繩、織布等技巧，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也証明了西陰文化確實有絲織業，是古老的東方絲綢的發源地之一。
西白集遺址非常具有代表性，早在“三普”時就被登記在冊，此次“四普”復查過程中，隊員們又有了新發現——除了石紡輪、石片刀具外，還發現了壕溝，這是古先民最原始的“防御工事”。田建文說：“新石器時代前期，先民就懂得利用天然障礙或用人工在住地周圍挖掘壕溝，以保護部落不受其他部落或猛獸的突然侵襲。”當時，人們還沒有發明夯土技術，通常就會在壕溝裡灌入水，算是“護城池”的雛形。
從“三普”中找到新東西，這無疑是“四普”中的重磅彩蛋，給田建文和普查隊員帶來深深的慰藉：隻要扎根在田野，認真普查、仔細研究，總會有更多的收獲，頗有滄海拾珠的驚喜和快樂。這些散落的璀璨珍珠，抹去它的泥土，打磨掉它的斑駁，串聯成串，就會成為中華文明燦爛歷史星河中最耀眼的“星”。
山西晚報記者 孫軼瓊
1.普查路上，田建文就是隊員們的堅強后盾。
2.田建文和“四普”隊員在臨汾市大寧縣道教村進行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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