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戰歌——一位作家筆下的山西抗戰文學印記
汾河岸邊的覺醒
烽火戰歌——一位作家筆下的山西抗戰文學印記
汾河岸邊的覺醒
汾河的波濤，在歷史長河中聲聲回響，它靜靜地見証著在這片被戰火洗禮過的黃土地上，老百姓覺醒的腳步從未停歇。
吳奚如的長篇小說《汾河上》，正是一部反映山西抗戰的經典之作。1937年10月至11月，身為“西北戰地服務團”副主任的吳奚如，隨團在山西汾河岸邊的穆村開展活動，作品以組織、動員當地群眾為主線，全方位展現了抗戰初期山西的社會景象，並生動記錄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小說中，作家用精煉的筆法，勾勒出山西的生態、地理、商業特點和民俗文化。第一章“汾河上”，將故事發生的小村庄置於全省的大背景中，通過雁門關外的險要地形和艱苦生活，真實再現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故事的開篇極具象征意味，在村公所，“那案頭陳列的線裝書，卻像不見習陽光的蠹虫似的，萎縮著，並散出一種樟腦與汗臭相混合的氣味”，看似整潔的表象下，實際上內裡早已腐朽。此細節暗喻當時古老而僵化的政治氣氛。當戰爭的炮火從娘子關逼近陽泉，距離穆村僅有一百多公裡時，村長仍在一本正經地操練“稍息立正”。這種強烈的反差，顯得荒唐和不合時宜，凸顯了舊秩序的麻木不仁，更預示著其即終將走向瓦解。
隨著敘事的展開，作家進一步關注到老百姓的生活。他們在封建壓迫和日寇侵略的雙重困境下，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命運，艱難地尋求出路，作品從多個角度為我們揭開抗戰時期中國各階層民眾復雜的內心世界。趙老七，是個沉默寡言的庄稼漢，生性質朴、憨厚。可當他親眼目睹日軍將無辜的孩童挑在刺刀尖的暴行時，心中的怒火被瞬間點燃，他握緊鍘草刀，趁著夜色，孤身一人勇猛地沖向日軍炮樓，以他最原始的方式詮釋了反抗的力量﹔飽讀詩書的鄉紳何東先生，滿腦子都是傳統思想。當日軍的戰火逼近時，他帶著祖傳的《汾陽府志》和半船的典籍，踏上了南逃的道路。然而，在呂梁山隘口，他遭遇了潰兵洗劫，那些人如惡狼般扑來，瞬間將他的財物洗劫一空。那一刻，何東先生望著空空如也的船隻，眼神中盡是絕望，仿佛自己一直堅守的精神世界轟然崩塌，傳統士人的尊嚴、信念就這樣支離破碎了﹔還有河運商人孫世富，親眼目睹日軍的汽艇蠻橫地撞沉擺渡船，落水者在水中拼命掙扎，這一幕，讓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汾河險灘將自己救起的老艄公。他的內心被深深觸動。從那以后，他冒著炮火，開始為游擊隊運輸藥品﹔而小說中的榆林村村長劉存古，是個典型的人物，在日軍進駐的前夜，內心充滿了掙扎。他害怕日軍的殘暴，想要妥協保全自己和村子，可心底僅存的良知，又讓他對這種賣國求榮的行為感到不齒。出逃前，他手裡拿著“維持會”的木牌，三次想要挂上，又三次摘下。最終，在逃亡的路上，他與趙老七狹路相逢，被按在了船板上。
他們是那個時代中許多人的真實寫照，有人勇敢抗爭，有人選擇逃避，有人堅守良知，有人怯懦妥協，但正是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這些復雜多樣的人生選擇，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時刻每一個普通人的掙扎，每一個從個體覺醒、到集體抗爭的艱難轉變。他們的恐懼、希望、妥協與堅持，構成了一幅遠比官方史書更為豐富的記錄。他們漸漸知道，階級矛盾必須讓位於民族大義，唯有統一對外、共同對敵，才能守護自己的家園。同時，小說通過刻畫這些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普通人，展現他們在戰爭狀態下的困境與煎熬，揭示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必然性。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團結抗爭不僅出於道義，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小說第六章“夜戲”尤為動人。當文明戲《雁門關外》落幕時，“觀眾像死滅似的屏息了幾秒鐘，但隨即掀起一片激動”。他們大喊“不要再等待了，一起來干啊！”“干啊”的聲音震耳欲聾，那是被壓迫者的吶喊和積蓄已久的宣泄，更是中華民族在絕境中，迸發的覺醒力量。由此，我們也看到了文藝作品在喚醒民眾、凝聚抗日力量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小說結尾處，婦女們一針一線繡出“山西農民抗日游擊隊”大旗的場景，以及選舉村長，農民們第一次把選票投進箱子裡的細節，都寄予了作家對新政治的美好想象與期待。
汾河水，在小說中賦予了深邃的象征意味。它四季更迭，卻始終奔流不息，時而洶涌激蕩，時而嗚咽低回，時而靜水深流，每一種姿態，都是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寫照。而《汾河上》正以這樣奔騰的文字，書寫出一部血氣蒸騰的抗戰史詩，為那個特殊年代裡普通人的覺醒與抗爭，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見証。
吳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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