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古代致仕年齡
閑話古代致仕年齡
古時通過科考，加入公務員隊伍，“吃皇糧”叫入仕。年老退休，則叫致仕。早在西漢時由戴聖所編的《禮記·曲禮》上就寫道：“大夫七十而致仕。”《春秋公羊傳》亦稱“退而致仕”，注釋則說“致仕，還祿位於君”。南朝齊武帝永明七年（489年），御史中丞沈淵表奏“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這是從國家法律層面上，對退休年限的最早規定。
按古時物質條件、醫療健康水平而論，人的壽命如同唐代詩人杜甫在《曲江二首》中所寫“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詩寫於758年。由於一生困頓，顛沛流離，身體不佳，杜甫卒於770年，終年僅58歲。
誠如孔老夫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在古代，即便唐、宋歷史上的輝煌時期，“人生要活到七十”，稀矣。
雖說唐代詩人賀知章高壽86歲﹔宋代曾成功研制水運儀象台的蘇頌壽高81歲，可這樣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以唐朝為例，人的平均壽命，有研究結論：唐代人平均壽命約為59.3歲（主要指貴族），平民因飢荒、賦役和醫療落后，整體壽命可能更低（約25-30歲）。即便官員階層，壽數超過70歲的也是少數。
那麼“七十而致仕”的規定是不是有點亂彈琴？
人的壽命，絕非像訂指標，可以高一點兒，可以跳一跳。換句話說，既然致仕拿一份退休金，足可安享晚年，是一項國家福利，至少應該從實際出發，從人均壽命長短的實情出發，來確定退休的年齡才合適，將標准定為70歲，那麼多“英年早逝”的人豈不是難以享受這一政策紅利？
宋朝四大名臣之一寇准，病逝於被貶謫的雷州，終年62歲﹔范仲淹在轉任?州（今安徽阜陽）途中病死，終年64歲﹔包拯終年64歲﹔李綱死在福州的任上，終年58歲……
當然，未達退休年齡者，如唐朝則規定“老病不堪厘務者，與致仕”。意即身有傷病，不宜再繼續上班，可退休請俸﹔明朝亦規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軟弱無效能的官吏，可勒令退休。據介紹，明、清官員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叫“京察”，地官叫“大計”。如有德不稱職、才力不及者，以及浮躁淺陋者，都要勒令致仕。
不過，對於政府要官來說，請辭，致仕並非易事。宋代名臣歐陽修一生仕途三次遭貶，以致心灰意懶，遂於61歲那年申請早退。可直到65歲，遞了第七次申請才獲准，到安徽?州養老。遺憾的是天不假年，僅過了一年愜意的退休生活，66歲時，歐陽修便病逝了。
歐陽修死后，其子歐陽發撰寫《先公事跡》時，對其多次申請早退的事情十分贊賞，認為父親急流勇退，風格高尚，“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不過，這只是自夸的話罷了。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宋仁宗時的宰相韓億及其子韓絳，均曾提前申請退休（韓絳59歲即申請致仕）。王安石56歲時即辭去相位，申請退休﹔一年后被宋神宗重新起用，58歲時再次辭去相位做閑官，60歲時辭去一切職務，正式宣告退休，65歲時，去世。
其實，古代官員“請求”提前退休，在我看來雖可稱高風亮節，更多的原因則基於官場環境不佳，或已受到皇上“冷眼”，產生了職業倦怠感﹔再如新官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再被重用﹔更多的則因為健康的原因。古代在朝為官，有“伴君如伴虎”的說法。官員們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身心俱疲，再加上動輒被貶，去京三萬裡，不是高寒就是瘴氣，身子骨經不起如此折騰。比如，永貞革新失敗后，與劉禹錫同時被貶謫的柳宗元，就憂憤而死，年僅47歲。
由於決策缺乏民主性、科學性，導致古代致仕年齡與人倫情理和社會現實嚴重背離。至少說明，這一退休政策有悖人本關懷和人文情懷。
□劉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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