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誠為本
以誠為本
誠，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念，承載著誠信、誠實、誠朴等豐富內涵，代表著真實無妄、表裡如一的崇高品格。從儒家經典到歷代家訓，“誠”始終被視為立身之本、處世之基。孔子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謂“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荀子則強調“君子養心，莫善於誠”。這種對“誠”的推崇構筑起了中華民族的道德體系。
孝親貴在誠。朱熹有言：“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宋代龔明之為人至誠至孝，是名聞朝野的道德楷模，他在家訓中稱“吾一生受用，隻一‘誠’字”。袁採在《袁氏世范》中深刻指出“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真正的孝道不在於表面的禮節周全，而在於發自內心的誠摯與篤實，即使沒有繁瑣的形式，隻要懷有至誠的孝心，同樣能感天動地。孝的真諦在於“誠”，若能以真誠之心體察父母所需，即便一句溫言、一次傾聽，也遠勝於虛浮的排場。這種根植於誠篤的孝行，才是中華民族孝道文化的精髓所在。
為學貴在誠。孔子教導子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揭示了為學的基本態度。讀書一事，看似尋常，實則關乎心術。清代陳宏謀在《養正遺規》中諄諄告誡子弟：“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這種嚴謹的治學要求，本質上是對“誠”的踐行。林良銓在《麟山林氏家訓》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讀書須用自己實在工夫，若粉飾欺人，便是自欺，自欺則無誠意，學問那復有長進處？”這種態度不僅關乎知識的獲取，更是人格養成的關鍵。因為學問之道，即是做人之道。
交友貴在誠。孔子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朱熹也提醒后人“交朋友，貴乎信也”。清代李淦在《燕翼篇》中直言：“信為交友根本。”竇克勤在《尋樂堂家規》中提出了“信”的標准，“朋友貴乎信，一與之言，心口如一﹔一與之行，內外不二，方為君子之交”。王士俊《閑家編》也強調“非交不成其為友，非信不成其為交”。管仲與鮑叔牙的“管鮑之交”，范式與張劭的“雞黍之約”，都是誠信交友的典范。倘若表面誠懇，內藏機心，言辭懇切卻心懷詭詐，則不過是小人之交。“誠”既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負責。
經營貴在誠。明清時期晉商、徽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即信義為先，利潤為次，買賣公平，童叟無欺。清代陸一亭在《家庭講話》中指出：“交易須要公平，不可說騙欺人。斗秤須要一樣，不可輕出重入。”“凡相與交易者，須要兩不傷虧，方稱公道。”這種商業倫理在各類商業典籍中也有系統的闡述。歷史上，胡雪岩書有“戒欺”二字的匾額高懸堂上，喬致庸把“信義利”三字作為家訓，都體現了誠信經營的價值。
治國貴在誠。清代張履祥在《訓子語》中說：“天地間人各一心，心有萬殊，何能疑二不生，始終若一？所仗忠信而已。以忠信為心，出言行事，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鄉國漸信之，甚至蠻貊且敬服之。”曾國藩在《復賀耦庚中丞》中也總結道：“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回顧歷史，商鞅在變法之前“徙木立信”，讓秦國百姓知曉政令之重、官府之信，從而奠定了變法基礎。諸葛亮“七擒七縱”，以真誠之心讓孟獲折服，確保了邊疆的長期穩定。在當代社會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建設、國際交往中的信譽的積累，無不延續著“誠”的傳統智慧。
從個人修養到國家治理，“誠”貫穿中華文明的各個層面。在價值多元的當代社會，重拾“誠”的精神內涵尤為重要。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誠”不僅是過去的道德准則，更是面向未來的文明智慧。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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