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費
我的學費
我是1961年生人，那個時候國家極度困難，我們家也家境貧窮，所以從小學到大學，我都在為學費而發愁。
我的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每年東山日頭背到西山，也掙不了幾毛錢，我上小學時，一年兩三塊錢的書費都交不起。我大伯父算是個生意人，在集市上賣菜籽，手頭比較寬裕，父親無奈之下就讓我找伯父借，誰知一進伯父家門就遇到剛過門不久的堂嫂，把我一頓臭罵，趕了出去，我隻好含淚而返。
后來我在臨猗縣藝術學校讀書，學的是美術，一學期7元錢的學費交不起，父親隻好把家裡唯一的一瓶食油賣了給我湊學費，可依然難以為繼在縣藝術學校的學習，我隻好轉學到本村的孫吉高中，這樣可以省下生活費，又不至於輟學，但還是被15元的學費難住了。父親看遍人間臉色，借到了7塊錢，還有8塊錢的缺口，怎麼辦？村裡有些養豬的人家收干草，就是把草晒干，然后用鍘刀切成一寸長的樣子，一斤3分錢。6斤草才能晒出1斤干草，算一算，我要把這8元的學費湊齊，需要割多少斤草？1600余斤！那年暑假，我頂著烈日拼命割草，手磨出了繭，肩壓出了泡，臉晒出了油，汗流成了河，但我無怨無悔。父親從生產隊的馬房借來鍘刀，我和父親每天鍘草，然后挑著賣給養豬的人家，如此堅持了足足一個暑期，終於湊夠了那要命的15元學費。可以說，我的高中之門，是用父親的乞求討開的，是用我的鐮刀割開的。
兩年高中苦讀，1980年我終於如願以償，考上了山西大學中文系，高興之余，又為學費發愁了。父親依然是看遍人間臉色，低三下四，求爺爺拜奶奶，到處借錢。我的堂姐夫在榮河鎮糧站當站長，是“吃皇糧”的人，又算是個官兒，父親硬著頭皮、低下長輩的身段，從孫吉村到榮河來回走了60裡路去借錢，結果吃了閉門羹。最后還是靠鄉情，鄰裡鄰居的鄉親們恭喜我金榜題名，紛紛來家賀喜，有的送一毛錢，有的送兩毛錢，有的送五毛錢，有的送一塊錢，有的送兩塊錢，有的送五塊錢……最多的是我們隊的生產隊長丁守義送了30塊錢，就這樣湊夠了我入學的學費。
四年大學生活，我享受了國家頭等助學金，但生活費依然是個問題。我二姐夫開磚窯，年過六旬的父親就在姐夫的磚窯幫工，為我補貼生活費。最難忘的是每當我上學時，母親總會拿出一個小手帕，裡面裹著一些零碎錢，有1分、2分的，有5毛的，最大面值的就是1塊錢，都是她撿破爛攢下的，母親小心翼翼又鄭重其事地交給我，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最拮據的時候，為了供我讀書，父親變賣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連一隻小板凳也未能幸免。我愛人回憶第一次到我家的印象：家裡房屋沒有正式的門，隻有用紙糊的風門﹔沒有人坐的地方，隻能坐在炕沿上﹔沒有煤炭，燒飯用柴火﹔沒有餐桌，待客就是西瓜就饅頭﹔有一間房頂上有個大窟窿，下雨就會落在屋裡面……真是窮得徹底！
任何的艱難困苦，都動搖不了父親讓我求學的堅定意志，他雖然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但他堅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我小時候，父親特別羨慕民辦教師，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我能當上一名民辦教師。如父所願，我不僅當上了正兒八經的人民教師，而且還成為了深圳市先進教育工作者。
現下，如果父親知道我研究的“語文課堂立體教學策略體系”榮獲了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如果父親知道我正在全國各個革命老區義務送教，推廣自己的教學成果，收獲無數掌聲，他應該會笑得合不攏嘴……
□孫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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