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深入黑暗 才能看見真正的光
——讀榆木詩集《我在礦洞收集星光》
唯有深入黑暗 才能看見真正的光
——讀榆木詩集《我在礦洞收集星光》
詩人榆木以10年井下勞作的親身經歷，將煤塊的沉重與星光的輕盈熔鑄為思想深邃的詩行，並結集成冊，命名為《我在礦洞收集星光》。詩人將這兩個看似不可調和的元素並置，揭示出他詩歌美學的核心策略，那就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尋找詩意的可能。“礦洞”與“星光”，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符號在詩集中形成了一種奇妙的辯証關系，構建出一個既向下掘進又向上仰望的詩歌空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意象的對立統一，更折射出當代人精神困境與自我救贖的探索路徑。
黑暗與光明的辯証書寫
“礦洞”在榆木筆下從來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地下空間，它被賦予了多重象征意義：既是工業化進程中人類對自然掠奪的傷痕，又是現代社會個體精神被困的隱喻，更是詩人主動選擇的沉思場域。榆木在《巷道》中寫道：“每向前走一寸，黑暗就多一寸，我們要挖多久，才能挖到光”。這時，他們手中的鑽頭既是開鑿煤炭的工具，也是叩擊光明的聖器。“黑暗多出兩米”“西村升起的月亮”等意象，將機械化的勞作升華為對生命韌性的禮贊。
與此相對，星光這一意象在詩集中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向。它不僅代表美好與理想，更被詩人轉化為一種在黑暗中主動收集、保存的希望。礦燈在漆黑巷道劃出的弧線，既是生命軌跡的隱喻，也是“被大地私藏的星光”，將夢想轉化為可觸碰、可保存的存在。星光在礦洞這一對立環境中非但沒有熄滅，反而因黑暗的襯托更顯珍貴，這種意象的悖論式運用構成了詩集獨特的張力。
地域經驗的詩性重構
作為山西本土詩人，榆木的創作深深植根於煤炭大省的地理基因。詩集中的“東翼採面”“西翼掘進”等專業術語，不僅是礦工作業的真實記錄，更成為丈量生命的特殊尺度。當他用巷道標記人生重要時刻（如婚期、子女出生），實際上完成了對時間維度的重構。在井下沒有鐘表的世界裡，煤壁的紋路、岩層的走向、礦車的轍痕，都成為記錄生命軌跡的特殊“年輪”。
礦工身份在榆木詩歌中具有關鍵意義。詩人不是以旁觀者姿態觀察礦洞，而是以親歷者身份書寫：“我們每天都在一塊黑乎乎的煤裡/練習一朵花的盛開。我們每天/都在六百米深的地下，小心翼翼地/修補自己”（《在坪上》）。這種身份認同使他的詩歌呈現出一種質朴的真實感。詩人通過“從井下走到故鄉”的想象，暗含對土地與身份歸屬的追問，通過礦工視角將個體經驗提升至普遍人類處境的高度。
抒情主體的覺醒與超越
從詩人榆木的第一本詩集《余生清白》到這部新作，他的創作呈現出明顯的精神嬗變。如果說《余生清白》更多是個體創傷的傾訴，那麼《我在礦洞收集星光》則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跨越。詩集從個人記憶（《壬寅春》）到群體觀察（《煤礦工人的一天》），情感層層遞進，最終回歸對生命本質的追問（《五十米巷道》），展現從個體到普世的敘事張力。從具體的井下生活，到抽象的生命哲思（《一瓶可樂的空間敘事》），再到對親人的深情呼喚，形成了從物質到精神、從現實到超驗的立體抒情空間。在《烏鴉十八章》等思辨性作品中，以烏鴉等為載體，探討人性、命運與永恆等終極命題，使煤礦題材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普遍的哲學意義。他不僅重構了詩歌空間，更暗示了另一種認知可能：真正的救贖或許不在遠方，而在深處。這種寫作姿態本身，就是對詩歌精神的庄嚴正名。榆木的詩歌如同礦工的頭燈，隻能照亮有限的范圍，卻也因此顯得真實可貴。這種在限制中尋找自由、在黑暗中收集光明的詩歌實踐，或許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文學姿態。正如作家聶爾所言，這些詩行“帶有大地的力量和沉重”，它們不是飄浮於雲端的高蹈之作，而是深深扎根於礦井深處的精神圖騰。
榆木用沾滿煤灰的手掌收集的星光，最終匯聚成照亮人性深淵的燈塔。這或許就是《我在礦洞收集星光》給予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禮物。這部詩集的意義，恰如其中詩句所喻：“煤也需要一條通向人間的路。”他讓被遮蔽的群體與情感，重新抵達光明。當我們在城市的霓虹中迷失時，不妨讀一讀這些來自大地深處的詩句，它們會讓我們重新觸摸到生命最本真的溫度。
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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