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為官從政之要
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為官從政之要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理念。家訓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標識，其中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治家智慧，更蘊含著深刻的為官之道和治國之理，至今仍為當代治國理政提供著寶貴的思想資源。
《魏書·良吏傳》有雲“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宋代李邦獻在《省心雜言》中精辟指出“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明代高攀龍則在《家訓》中強調“以孝弟為本，以忠義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要”。這些論述共同構建了以清廉為核心的做人為官的倫理體系。
北宋重臣賈昌朝在《戒子孫》中直言“仕宦之法，清廉為最”，南宋名相、山西聞喜人趙鼎在《家訓筆錄》中進一步闡釋“凡在仕宦，以廉勤為本”，他認為，人的才能或有高下之分，但廉潔與勤勞卻是人人可達的美德。此外，他還重視“和”，認為“廉勤所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以辯証思想將個人修養與為官之道有機統一。清代靳輔在《庭訓》中對為官之道進行了系統論述，稱“居官之要，曰清，曰慎，曰勤，而濟之以和。清則清白，一心不敢自私自利﹔慎則事事敬謹，不敢毫有貽誤﹔勤則夙夜匪懈，不敢苟且晏安。至於事上使下之際，一以和平之氣行之，務期有濟於公事而已”。
南宋著名詞人呂本中在《童蒙訓》中確立了“清、慎、勤”的為官三原則，指出“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代劉良臣認可呂紫微的為官箴言，並在《鳳川子克己示兒編》中加以補充發展，稱“清則公，公則明，知也﹔慎必勤，謙必忍，仁也﹔恆勤，而斷非勇不能，斯蓋中庸之道”。劉良臣將儒家的中庸之道融入到為官、治國的哲學當中。明代黃佐在《泰泉鄉禮》中強調官府和官員必須以“四事”自勉，即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律己以廉“為四事之首”，尤為重要。關於廉，黃佐強調“凡為政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隻有在此“四事”基礎之上，才能為民除去“十害”。
陸游出生於“廉直忠孝”的仕宦之家，從小便接受了良好家風的熏染。南宋嘉泰二年，陸游次子陸子龍赴吉州為官。臨行前，年逾七旬的陸游作詞為子送行，其詞雲：“其汝為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錢亦分明，誰能肆讒毀？”陸游在詞中訓育兒子，勉勵其清廉自持，公私分明。明代廉吏、山西永寧人於成龍出身貧寒，大器晚成。為官二十余年間，於成龍始終堅守“清慎勤”，心系百姓，廉明清正，深得百姓愛戴和朝廷賞識，曾三次被舉“卓異”，康熙皇帝贊譽其為“天下廉吏第一”，成為百官學習的楷模。這些事跡生動詮釋了家訓文化的實踐價值。
《魏書·良吏傳》雲“官非其人，是為民蠹”。傳統家規家訓把“民蠹”視為敗類，嚴加防范。南宋袁採《袁氏世范》強調“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主張子弟貪愚者勿使其入仕為官。宋朝包拯公正廉明，嫉惡如仇，他曾寫過一則家訓，並刻在家中的照壁上，警告子孫務必清廉，其文曰：“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明代王澈《王氏族約》強調“凡子孫居官，務要廉勤正直，盡忠體國，恪守官箴。其治行卓越、惠澤及民及有功德，為宗族鄉鄰所庇賴者，沒后於譜傳之。如以貪酷被黜者，於譜上削其爵”。這些嚴厲的家規家訓，體現了古人對廉潔政治的堅定追求。
明代於謙“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錚錚誓言，穿越時空仍振聾發聵。傳統家訓中的清廉思想，不僅是古代為官者的道德准則，更是當代公職人員的精神鏡鑒。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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