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避嫌”
古人的“避嫌”
在講究人情世故的古代官場，“避嫌”不僅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被普遍認可的自律行為。
北宋真宗年間，有位官員名叫唐肅，官至待制。他與當時炙手可熱的晉國公丁謂是莫逆之交，兩家宅邸恰好門對門，往來十分便利。有一次，朝廷即將擢升丁謂為宰相的消息傳來。這本是友人的大喜事，唐肅聽聞后，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他悄悄地開始張羅，舉家搬遷到了城北居住。
這個舉動讓不少人感到困惑。畢竟，與未來的宰相為鄰，在常人看來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面對疑問，唐肅坦誠地解釋道：“我與丁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今他即將身居高位，位極人臣。我若還住在對門，依舊頻繁走動，外人見了，難免會認為我有攀附權貴、趨炎附勢之心，徒惹非議，也令丁謂為難。反過來說，如果我因為避忌，十天半月都不去拜訪一次，那些好事之徒又必定會猜疑，說我們之間生了嫌隙，鬧翻了臉。與其左右為難，授人以話柄，不如索性搬離此地，徹底避開這容易引人猜疑的位置。”唐肅這番考慮，心思細密，將人情世故與官場流言可能帶來的困擾都想到了前頭，主動劃清界限，保全了雙方的清譽，也避免給朋友添麻煩。這種“避嫌”，是對友誼的另一種守護。
無獨有偶，到了宋神宗熙寧初年，新法推行之際，類似的一幕發生在另一位名士身上。負責監管洛陽糧料院的官員王正甫，一日設下家宴，邀請了三位賓客：著名理學家邵雍、后來以《青箱雜記》聞名的吳處厚，以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平甫。接到邀請的邵雍，仔細思忖了赴宴者的身份和性情，最終托病婉拒了這場聚會。
次日，王正甫見到邵雍，關切地詢問他昨日為何缺席。邵雍也不隱瞞，直言道：“在座幾位的性情，我略知一二。吳處厚兄為人耿介，喜歡議論時事，尤其對新法常有微詞，言語間不免諷喻執政。而王平甫，他是王安石之弟，與王安石手足情深，若有人當著他的面直言指責其兄，他必然難以容忍，情急之下恐生沖突。這幾位同席，話題一旦觸及敏感之處，氣氛極易緊張，言語間若起齟齬，傳到朝廷耳中，怕會引來不必要的風波。這便是昨日我不得不辭謝的緣由。”邵雍的分析入情入理，預見了可能的矛盾點。
王正甫聽后，大為嘆服：“先生料事竟如此精微！昨日宴席之上，吳處厚果然又議論起王安石和新法，言語間頗多指摘。王平甫當即變了臉色，憤懣難平，甚至要一一記錄下來，上奏朝廷彈劾。我費盡唇舌，竭力勸解，才勉強平息了這場風波。”一場尋常飯局，因人物關系的微妙，差點釀成政治風波，足見當時環境之復雜。邵雍以德行高潔、洞察世事著稱於世，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深居簡出，極少參與應酬。連一頓飯的邀約，他都如此審慎避讓，正是源於他對世情深刻的理解和對自身清譽的自覺維護。他避開的不是飯局，是可能招致是非的漩渦。
□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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