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年畫 一場戰役
【山西抗戰文藝擷英 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軍民合作》的抗戰號角
一幅年畫 一場戰役
【山西抗戰文藝擷英 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軍民合作》的抗戰號角
年畫《軍民合作》
王鵬飛
1939年寒冬，武鄉縣熬?村，一場文藝座談會氣氛凝重。朱德總司令面對晉東南文藝界代表，發出振聾發聵的號召：“筆杆必須趕得上槍杆！”會場中，一幅日偽改造的“判官圖”《神判》在傳閱，敵人的文化滲透激起強烈憤慨。魯藝木刻工作團的成員們攥緊了拳頭——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役，已迫在眉睫。
筆杆對槍杆：相持階段的宣傳戰
1939年末，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對山西根據地進行軍事“掃蕩”的同時，更以“日中親善”為幌子，利用“宣撫班”大肆推行文化殖民。他們狡猾地篡改年畫等民間藝術形式，散播親日思想，妄圖迷惑人心，將山西變為其思想殖民地。
日軍的猖獗，引起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高度警覺。1939年11月28日，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成立大會上，朱德提出，必須有組織的推動敵后文藝運動，文藝工作者要以筆杆抗戰，打擊投降妥協的危機，揭露敵寇的陰謀，發揚抗戰的真理，確保為中華而戰。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召開的晉東南文藝界座談會上，朱德針對文藝宣傳工作中“筆杆子趕不上槍杆子”的問題進一步強調，對敵人的宣傳應當給予回擊，文藝工作的任務是宣傳黨和人民團結一致抗日的政策和八路軍的戰績。
舊歷年關將至，日偽破壞導致傳統年畫短缺。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部長李大章敏銳抓住時機，指示木刻工作團：“搞出一些群眾需要的新年畫！”此時，已扎根八路軍總部數月的木刻工作團在實踐中深刻領悟：唯有創作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才能有效宣傳動員。民間年畫，這把開啟民心的鑰匙，成為爭奪文化話語權的關鍵武器——一場用群眾熟悉語言進行的“宣傳白刃戰”就此打響。
巧借民智：木刻工作團的破冰之路
然而，在物資匱乏的根據地創作套色新年畫，困難重重。技術上，晉東南年畫採用套色水印木刻，木刻工作團雖在長治觀摩過，但實際操作仍是巨大挑戰。物資上更是極端短缺，鋼板、顏料、必需的有光紙……無不稀缺。
辦法總比困難多，智慧藏在群眾中。木刻工作團在走訪中發現，附近寺廟印制“靈簽”採用木版水印。循著線索，他們找到刻字匠趙四，請他到駐地幫忙。又得知華北新華日報社的趙思恭精通套色技術，便拜其為師，一步步攻克印制難關。物資匱乏，群眾路線顯威力。木刻工作團借來的牌匾成了案板，磚頭、木柱、夾板替代了壓紙鋼板，報社採購員冒著風險在敵佔區採購有光紙和顏料。靠著這些“土辦法”，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與此同時，創作緊鑼密鼓。木刻工作團以傳統年畫為藍本，巧妙融入抗戰思想、武裝斗爭、生產運動和政權建設的主題，創作出民眾易於接受又充滿戰斗氣息的全新年畫。
《軍民合作》：躍然紙上的抗戰圖騰
在眾多新年畫中，胡一川創作的《軍民合作》堪稱經典。畫面中一位頭戴棉帽、身穿黑襖白褲的農民，正大步流星地牽著一匹馱滿木箱的黑驢趕路。木箱上“木柄手榴彈”字樣清晰可見，鞍上寫著“日行千裡”“夜走八百”。農民肩搭旱煙袋，警覺地回頭張望，一心隻想將彈藥安全送達前線戰士手中。
這幅經典的作品實現了木刻版畫創作范式的雙重突破，在視覺傳達上，探索“黑木刻”轉向“白木刻”，從民間年畫中汲取養分，以簡練的線條和直白的布局取代了黑白對比強烈的藝術風格，讓廣大群眾能看懂、易接受﹔在承載內容上，由“個人表達”轉向“集體主義”，摒棄了以創作者個人視角去解構戰爭、宣傳抗戰思想的創作方式，而是以根據地軍民的視角，具象化地將軍事運輸場景轉化為年畫式敘事，使民眾形象升華為抗戰精神圖騰，展現了根據地人民在抗日戰爭中軍民魚水情深、眾志成城的精神面貌。可以說，當黑白色塊轉向明快干練的線條，這不僅是木刻創作技巧的重大跨越，更成為文藝通向大眾的橋梁。
集市上的凱歌：年畫點燃民心
為趕制年畫，木刻工作團日夜奮戰。附近村民、礦工、路人被吸引，紛紛圍觀，甚至有人想掏錢購買。這既鼓舞了士氣，也驗証了新年畫的吸引力。臘月廿三，襄垣縣被焚毀的西營集市迎來傳統“花畫集”。胡一川、楊筠帶著新年畫“擺攤”，與傳統年畫商販唱起了“對台戲”。新穎的內容、活潑的形式瞬間點燃集市的熱情。“一角錢八張！”的實惠價格，引得群眾爭相搶購。幾千幅年畫，不到三個小時就銷售一空。老鄉們甚至追到駐地求購，連張貼在村裡的宣傳畫也被揭下珍藏。承載著抗戰信念的新年畫，悄然取代了“麒麟送子”“招財進寶”等傳統年畫，團結抗戰、自力更生的思想，無聲地融入了百姓生活。
這場新年畫熱潮，也贏得了首長們的高度贊譽。朱德、陸定一肯定其“成功，方向正確”﹔楊尚昆、李大章稱贊是“勇敢的嘗試，非常成功”。彭德懷親筆致信給木刻工作團，“許多藝術工作者口喊大眾化，實際上沒有真正做到，而你們已向這方面先走了一步……”
穿越時空，《軍民合作》中那清脆的驢蹄聲，依舊在藝術史長廊中回響。它不僅開創了“民間形式+民眾動員”的經典范式，更是藝術民族化、大眾化“中國范式”的先鋒。當胡一川將農民的煙袋、毛驢的轡頭轉化為美學符號，藝術便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這幅誕生於戰火硝煙的作品昭示著一個真理，最偉大的藝術創新，往往淬煉於最艱難的歷史熔爐。它用最真摯的畫面告訴我們，即使在最凜冽的寒冬，中國人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永不褪色。（作者系山西傳媒學院山西紅色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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