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與啟示
——趙樹理及“山藥蛋派”文學創作精神
回眸與啟示
——趙樹理及“山藥蛋派”文學創作精神
吳倩蓉
素有“表裡山河”之稱的山西,在抗戰時期憑借獨特的地理位置而成為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中,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大抗日根據地均以山西為核心區域或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山西人民的生活狀況一度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因此,當作家將一個個生動人物落於紙上時,其所具備的典型意義自然不言而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其時涌現出的作家,並不止於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為什麼在漫長的時間裡,趙樹理一度成為文壇的旗幟、“山藥蛋派”作家一直為人所稱道?我想,這與他們的獨特經歷以及創作精神密不可分。他們同身邊的戰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可以說,他們所寫的人物就在他們眼前、他們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們用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方式吟誦著時代之歌。
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據陳荒煤引述,這一時期,趙樹理在一次訪談中特地談到自己的藝術追求:“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因此,他的作品《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庄的變遷》等,都最朴素、最具體地踐行了文藝大眾化的觀念。作為“山藥蛋派”中堅作家的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大都是在山西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后又在晉綏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化工作,《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喜事》《村東十畝地》等作品,受到農民讀者的廣泛歡迎,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們先后調回山西從事文藝工作,更是掀起了“山藥蛋派”文學發展的高潮。他們從農民的實際利益出發,清醒地反映農村的現實生活,塑造了豐富的農民形象,充盈了現當代文學的寶庫。趙樹理在《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中說:我是農村出身,是在華北的太行山長大的,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給農村的讀者讀的。馬烽在《中國農民與文學作品》中也曾經提到過,我寫作,心目中的讀者對象就是中國農民及農村干部,至於讀者喜不喜歡,我不管。此處特別提及這兩處,意在揭示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在為農民讀者服務的創作宗旨背后,所隱藏著的是質朴的人文主義關懷和以人為本的創作支點。
而今,新大眾文藝勃然興起,傳播媒介的大眾化、創作者的大眾化,以及讀者對象的大眾化,都成為新大眾文藝的顯著特征。快節奏的生活使碎片化的閱讀成為可能,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也使人人有機會成為創作者,在火爆的短視頻中,我們看到了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藝創作的門檻正在逐漸降低,從專業性、技術性向大眾性、日常性轉換,這種創作壁壘的突破,反映出人民大眾的創作熱情空前高漲,大眾主體性地位的提高,也昭示著新大眾文藝的“人本”思想,這與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創作精神是契合的。
前段時間有幸聆聽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在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期間所作的演講,題目為“如果趙樹理有手機”。這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如果有科技賦能,會怎麼書寫他們熟悉的農村生活。秉持著大眾化的創作理念,可能他們的鏡頭中會出現二諸葛、三仙姑的日常直播,也有常有理、李有才的活躍身影,這是傳統創作理念與新文藝形態的深度融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著一種全新的文藝路徑。而顯然,趙樹理不可能回到當下,網絡短劇、網絡文學、動漫、音樂等佔據著人民文藝生活的半壁江山,雖然人人都是創作者、許多事物都可以作為創作素材,但其創作質量卻是參差不齊——如此,我們又該如何去進行文學創作?
我想,至少我們要警惕幾個問題。一是警惕被流量、人氣遮蔽雙眼。一些創作者為了博得眼球而套路化地抄襲和演繹,一味追求賬號粉絲量和變現能力,不追求深度﹔更有甚者在一夜爆火后,被粉絲發現其視頻中所有的細節都是由專業編劇操刀,再借由視頻主人公演繹,當記錄普通人的生活變為專業團隊打造的IP后,似乎失卻了表達初衷,視頻中所謂的人文關懷和底層書寫也因為資本的介入開始流於表面。與刻意搜集的劇本和挑選的演繹者相比,真正來源於人民的自主化表達顯然更能得到大眾青睞,也因此厚植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的人民性和真正的民間立場也就顯得尤為迫切。二是警惕對民間符號的濫用。網絡小說正以勢不可擋的姿態飛速前行,網絡熱梗和網言網語很多出自網絡小說,目前,多數網絡小說以其故事性和娛樂性給予大眾愉悅和刺激,卻很難帶來審美素養的提升,模式化和類型化小說以指數型的速度侵佔著各大網站,其中一些網絡小說,在所謂爽文、外挂式系統的引導下,脫離了現實主義的土壤。
基於此,正確識別民間敘事、提煉故事精髓,挖掘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的文藝價值,才是給予新大眾文藝以正確導向、推動新大眾文藝話語體系構建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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