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各安生理，各有恆業
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各安生理，各有恆業
生理，有生計、職業之意。現代中國人對“鐵飯碗”、對安穩工作有一種莫名的情結，這背后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恆產”“恆業”的觀念。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明代金敞在《宗約》中指出“成家立訓者，必以恆業為先務”﹔姚舜牧《藥言》也強調人人當務一業，“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終身可免禍患”。
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士、農、工、商為主要階層的社會結構，士居首，農居次，商居末。“四民”是職業劃分的基礎，也是等級秩序的標志。“士”與政治、科舉緊密相關，並催生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之說。因此，家規家訓常將讀書舉業視作治生的首選。南宋袁採在《袁氏世范》中認為，“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葉夢得《治生家訓要略》也重申“士為四民之首”，要求世子孫“尤當砥礪表率，效古人體天地育萬物之志”。明代龐尚鵬《龐氏家訓》更是直言“士為貴，農次之，工商又次之”，后世皆應“以儒書為世業，畢力從之”。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治國之道，養民為本﹔養民之術，務農為先”。土地作為當時最重要的財產，是“耕讀傳家”觀念的基礎。清代鄭板橋在給堂弟鄭墨的家信中，高度評價農夫：“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對此，他解釋道：“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再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他進而批評當時部分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認為此風氣大礙民生。明代張履祥《訓子語》也曾批評道：“近世以耕為恥，隻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清代陳宏謀《養正遺規》也不滿於當時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飽食醉酒，忽忽無事”的現象。
傳統中國在“重農”的同時也主張“抑商”，因此，“商”居“四民”之末。然而，家規家訓對商業並未過度歧視，反而將其視為與其他職業並列的重要治生手段。葉夢得雖強調“士為四民之首”，但也認同職業多元：“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龐尚鵬雖認為職業有貴賤之別，卻也主張后世子弟“量力勉圖，各審所尚”，根據自身情況選擇職業，以求“各有所持循”。何倫在《何氏家規》持有相似觀點，認為“男子要以治生為急，於農工商賈之間，各執一業”，但強調人的稟賦各異，應“審己量時”，選擇適宜之業。職業不分高低貴賤，而貴在干一行、愛一行、鑽一行，精益求精。清代馮班《家戒》指出“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為之，毋求其便者，必為其難者”，最終達到“農必為良農，賈必為良賈，工必為良工”的境界。
傳統社會的職業觀有“三教九流”之分，“九流”又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的區別。家規家訓一方面強調治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嚴禁子孫從事不良職業。袁採認為，子弟若不能為儒，“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但乞丐、盜竊之流“最辱先之甚”，甘心為此業者“深可誅也”。姚舜牧告誡子孫務以耕讀為本業，“毋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清代蔡衍鎤《亦政編》直言，若非讀書之才，子弟應及早改業，但學歌、學斗、放鷹走狗、蹴鞠彈丸等皆屬“不肖之流”，必須嚴禁。太平李氏《李氏家法》亦明令子孫“不得以游手好閑，恃痞訛索，罔知羞恥。甚至為娼、優、隸、卒，玷辱祖宗”，違者將受到嚴懲。
中國傳統家文化將“治生”置於非常重要的位置，強調“各安生理，各有恆業”。這不僅是個人立身、保家的根本，也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的基石。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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