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經》與先秦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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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諸子論諸子——先秦文化窺豹》　蔣原倫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本書是一部以諸子互評生動呈現百家爭鳴盛況之作。視角獨特，從儒、道、墨、法、名等學派間的辯論中，深挖其產生背景與發展脈絡，達成對各學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作者以對文本的敏銳洞察力，立足於墨子批儒、庄子鑒孔，韓非解老等論辯與攻訐，指出鮮為人知的有趣現象並給出獨到見解，如孔子地位及形象在道家文本中演變背后的儒道爭鋒、韓非對老子思想的全面闡發和刻薄寡恩化運用。書中呈現出諸子思想的內在聯系，展現先秦思想多元一體的獨特風貌。
　　據說愛因斯坦在20世紀20年代到過中國，認為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不愛做實驗。這類籠而統之的評價雖然未見確切，但是大差不差。以儒家理念為主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似乎缺的就是這兩大方面。當然，什麼事情都有例外，墨家就是這一例外。要說墨家非儒，以今天的眼光看，恰恰是在愛動手實驗與數學、形式邏輯等方面的探究上不同於儒家，也不同於其他諸子，就這一方面來說，墨家的出現確實是一個異數。
　　如果說古代中國尚有一些數學著作，如《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也陸陸續續有科技觀察和科技實驗方面的記錄和相應的著述《考工記》《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那麼，邏輯學著作似絕無僅有，這就是《墨經》。所謂《墨經》，是《墨子》書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的合稱（后人又加上《大取》《小取》，共六篇），其內容豐富而龐雜，包括自然科學、數學和邏輯學等多個領域。西晉人魯勝將此從《墨子》書中抽取，稱之為《辯經》，其重點在於突出其邏輯學的內容。故在《墨辯注敘》文中說：“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這裡，所謂“以立名本”，就是開創了名學，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邏輯學。
　　筆者揣測，可能是為了回應西方有關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的說法，胡適早年的博士論文的功夫就下在《先秦名學史》上，這部名學史，實際上就是中國早期的邏輯學史。該著述的重點就是告訴讀者，在春秋戰國時期，先賢已經就知識的來源，判斷和推理、歸納和演繹等邏輯學現象有了一定的認識和自覺的表達。在這部《先秦名學史》中，胡適將惠施和公孫龍歸在“別墨”一派中（此乃胡適概念上的誤用，“別墨”是墨家內部各派之間以自己為正宗，對其他派別的蔑稱）。之所以將惠施、公孫龍等歸在墨派，是因為公孫龍等所討論的問題，如白馬論和堅白論在《墨辯》中均有提及和得到關注，可謂一脈相承。不過胡適認為《墨辯》諸篇章肯定不是墨子本人所著，因為墨子不太可能既是邏輯學方面最初的發蒙者，同時又是邏輯體系的創始人，並進一步認為《墨辯》諸篇即使不是惠施和公孫龍等所著，也應該是惠施和公孫龍那個時代的作品。
　　有研究者認為，在《墨辯》諸篇中，作者提出了“名”“辭”“說”等稱謂，它們相當於現今邏輯學的概念、判斷和推理這三種形式范疇。這略有附會，細究起來，隻有“名”相當於現今的“概念”，其他的邏輯學范疇在《墨辯》中並沒有很對應的詞，亦即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並不是像今天的邏輯學教材那般一一對應。“辯”“辭”“說”“故”（前提）、“類推”（推理）等都反映了那時的邏輯學思想。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還把《小取》中提及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稱為“辯的七法”。前兩者“或”“假”是“立辭的方法”，“效”是演繹法，“辟”“侔”“援”“推”，都可以叫作“歸納的論辯”。所謂辯就是分辨、判斷和區分的意思：“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墨子·小取》）
　　邏輯學往往是在辨析和辯論中產生的，惠施與庄子辯，公孫龍則通過自辯揭示了邏輯思維上的某些規律。使公孫龍聲名大著的是“白馬非馬”論。不知為何，一直到現今，還有些學者稱“白馬非馬”論為詭辯，公孫龍隻不過是說“白馬”的概念不同於“馬”的概念，有錯嗎？沒錯！有一個故事說，公孫龍騎馬出關，有關守接到上峰命令，不讓馬匹出關，於是公孫龍通過一番辯論，說自己騎的是白馬，白馬非馬，結果就順利過關。這樣一來，一個邏輯命題變成了一則公孫龍如何善於狡辯，以達成自己目的的故事。其實白馬非馬只是純粹的邏輯學探討，隻涉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並非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不是將白馬看成一匹馬的問題。
　　非常可惜的是，由《墨辯》和公孫龍等開啟的形式邏輯和語言學話題，基本就到此為止，后世的學者並沒有大的推進。雖然邏輯問題最初可能來自經驗，但是由日常經驗所造成的困惑一旦獲得解決，那麼對於超於經驗的思辨，許多學派均不感興趣。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言：“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了解）其意。”人們更傾向於把思辨方面的困惑擱置起來。所以，胡適說墨翟及其學派是“發展歸納和演繹方法的科學邏輯的唯一的中國思想學派”。也就是說，不排除有個別智者（如魯勝等）對於形式邏輯問題有關注，但是像戰國時期集中探討數學和形式邏輯問題的學術團體，在兩千年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在形式邏輯面前，儒家倡導的禮是沒有地位的，因為禮法包含著社會傳統和具體的生活內容，而在形式邏輯中，這些具體的內容被抽取了。雙方意見相左時，在辯論中決定勝負的是邏輯力量，而在禮法中，決定勝負的是社會地位的高低。由此，純粹的訓練思維能力的辯論就被擠出了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
　　其時，儒家奉《詩》《書》《禮》《易》《樂》為經典，墨家子弟則“俱頌墨經”（《庄子·天下》篇），這就顯示出其不同於儒家和其他各家的品行。前文說了，《墨經》不光探討邏輯學，它也是當時各科知識的教科書。《墨經》中有豐富的生產勞動方面的知識，有杠杆原理，有針孔成像，有幾何學知識，等等。也就是說墨家子弟聚攏在一起，並不是念叨“兼愛”“非攻”這些信條，而是誦習墨經，學習科技知識，以運用到生產實踐之中。盡管儒家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條目，但是真正踐行“格物”的是墨家。墨家的強項正是儒家的弱項。儒家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僅是社會分工造成的，也表明社會的主流文化輕視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如果說諸子百家中，別的學派是以觀念認識的標新立異非儒，那麼墨家則是以參與社會生產實踐活動而非儒。
　　當然，這裡似乎有些悖反，墨家是最注重生計實用的學派，因此《墨經》中包含大量的科技生產知識，但是為何《墨經》也關注形式邏輯這類絲毫沒有生計實用價值的知識？其實，科技知識的進展必然依賴背后的邏輯思維。從墨家到名家，是思維拓展的必由路徑。可惜墨家在近兩千年的時光中一直被封存冷藏，直到清代，才為有識有志之士所發現，經畢沅、王念孫、汪中、孫詒讓等一番校勘、注釋、間詁，才重新見光。20世紀上半葉，墨學研究遂大興。

(責編：劉_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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