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文成公主進藏路線，探尋唐蕃古道今昔變化，《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節選——
生命禁區發現古文明
打卡文成公主進藏路線，探尋唐蕃古道今昔變化，《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節選——
生命禁區發現古文明
《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
張安福 著 嶺南古籍出版社
這是一次追隨文成公主的足跡，探尋漢藏交融千年印記的人文之旅。作者將多年對唐蕃古道的田野調查、所見所感與史料記載緊密結合，考察了炳靈寺、日月山、倒淌河、貝納溝、小昭寺等見証漢藏民族交流交往的自然景觀與歷史遺存，回溯了文成公主進藏和親的故事。全書以生動的筆觸與詳實的調查，將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絲路文化碎片系統整合，近百幅考察圖全景式展現唐蕃古道的波瀾壯闊，歷史與現實情景交融，自然與人文交相輝映，讓讀者真切觸摸到絲路文化的發展脈絡，感受到絲路文化傳承的源頭動力。
相傳文成公主歷經兩年多的時間，才走完了坎坷崎嶇的入藏之路。地勢獨特的青藏高原與周邊地區的交通障礙，是藏地人民對外交往的最大瓶頸。但人類對於溝通交流的欲望打破了高原的封閉，長期的探索與努力將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緊密聯系在一起。今天的川藏線與青藏線正是其中兩條重要的交通干道，其部分經行線路同千年之前的唐蕃古道重疊。
川藏線是我們考察的重點路線之一。川藏線自四川映秀鎮西行，穿過臥龍自然保護區，翻越終年雲霧繚繞的巴郎山，抵達西藏東大門昌都。從昌都向西經過類烏齊、巴青、索縣、那曲至拉薩，是川藏公路北線的一段重要路程，和唐蕃古道的走向基本一致。當我們真正穿行在海拔極高的山路時，才知旅途的艱辛絕非虛言。今人如此，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入藏經行此地，交通道路想必更為艱險。
進入川藏線后的第一站為昌都。其地處橫斷山脈和三江流域，扼守西藏與四川、青海、雲南交界的要沖，是吐蕃進入中原的天然捷徑。當年，吐蕃聯合羊同滅掉東女國后，這裡就成為吐蕃重要的屯兵之地。
從類烏齊到昌都道路極為難行，最初到處是“炮彈坑”，許多落石尚未清理。尤其是當時類烏齊檢查站附近有一段路被水淹沒，底盤高的越野車能勉強通過，而我們的普通桑塔納隻能依靠謹慎無誤的操作和斯文·赫定式的勇氣踽踽而行。好在最終有驚無險。然而，跟在我們后面的小車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戰戰兢兢地行駛，最終還是拋錨了。
從類烏齊到昌都的盤山公路道路狹窄，車輛相向而行，避讓十分困難，轉彎處常常發生迎頭相撞的交通事故。尤其是珠角拉山路段，我們到達時，此地正在修建隧道，到處都在施工，交通擁堵。
安史之亂爆發后，唐朝對川蜀的防范心有余而力不足。詩人岑參因戰亂從北庭回到長安，后赴嘉州刺史任時，作《送狄員外巡按西山軍》一詩，“兵馬守西山，中國非得計。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八州崖谷深，千裡雲雪閉。泉澆閣道滑，水凍繩橋脆。戰士常苦飢，糗糧不相繼。胡兵猶不歸，空山積年歲”，道出了唐朝在川蜀一帶軍防薄弱。
唐蕃之間的拉鋸戰在后期愈演愈烈，連接川蜀與西藏之間的要道成為雙方進行軍事較量的核心區域。唐德宗繼位后，吐蕃入侵劍南地區，李晟率軍出征大渡河，與吐蕃交戰並取得勝利，受到朝廷的嘉獎。唐憲宗贊譽其“垂餌虎狼，致威樽俎，刷宮廟之塵穢，回日月之光輝”。
靠近昌都的唐代維州（今理縣東北）也是唐蕃雙方爭奪的要沖之地。吐蕃佔領維州后，唐朝如鯁在喉，開始醞釀從川蜀地區攻入吐蕃的軍事戰略。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先一步攻陷麟州等地，兵逼京畿。危難之際，唐將韋皋率兵前往維州，展開了一場“圍魏救趙”的精彩戰役。唐軍避開吐蕃在河西的兵鋒，轉而從四川方向劍指吐蕃。大和五年（831年），當心驚膽戰的維州吐蕃守將悉怛謀舉城來降時，李德裕向皇帝建議應從維州斷其肘腋，徑直攻入邏些。然而，此時的唐王朝早已喪失了英勇奮發的銳氣，此前吐蕃攻進長安的陰霾仍未散去，牛僧孺一派苟且偷安的態度在朝廷內外佔了上風。唐文宗詔令李德裕遣返前來的吐蕃降者，拒絕了悉怛謀的投降。這反映了唐后期統治者缺乏遠見卓識與開邊拓境的心胸，被遣回的悉怛謀及其隨從隨即被吐蕃清洗，唐朝失去了在唐蕃西南邊境線上最后的反擊機會。
如今，昌都地理位置依然重要，作為川藏公路和滇藏公路的交會點，這裡是川藏線的咽喉之處，連接四川與藏區。直至今日，生活在昌都的市民也以川蜀民眾為多。此外，該地和臨洮一樣，也是茶馬古道的重要節點，處於商貿交流往來的樞紐位置。
走進昌都街區，隻覺開闊明朗，充滿了現代化氣息。市中心繁華的茶馬廣場自千年前就在此，想必當年文成公主到昌都時，內心也會對這裡鱗次櫛比的蜀地建筑感到親切，以此聊慰鄉愁。
青藏高原通常被認為是生命的禁區，很難想象早期文明會在如此高寒且惡劣的環境中誕生。然而，考古發現表明，在距今5萬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期，西藏境內已有人類活動的蹤跡。當時，人們已開始使用石制工具，主要以狩獵和採集為生。到了新石器時代，西藏先后孕育出卡若文化、曲貢文化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三大原始文化。
在藏語中，“昌都”為“水匯合處”之意。扎曲河和昂曲河在昌都相匯為瀾滄江，在兩山之間沖積出較平緩的台地，孕育出豐富燦爛的早期文明。1977年，卡若文化的發現，說明距今約4000-5000年前昌都就有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展現了西藏先民的原始社會生活狀態。我們從昌都市驅車沿瀾滄江南行，行駛11千米左右，到達卡若村。卡若文化遺址位於瀾滄江西岸，海拔約3100米，是現今已經發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文化遺址，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
我們來到這裡時，正巧碰見一位年輕的藏族媽媽在值班，她懷裡抱著一個兩歲左右的小男孩，很是可愛。在她的指引下，我們得以勘察遺址的發掘區。在我們到達時，這片區域正在修筑遺址公園，四周綠樹成蔭，仔細觀察發掘的區域，能夠辨別出土層的構造及原始建筑的痕跡。這個原始村落規模不小，在已發掘的區域內，建筑遺存居多。結合考古資料可知，其中房屋遺址31座，窯穴1個，灰坑數個，牆2面，並有石台和石板鋪砌的道路痕跡。遺址內還出土了7968件石工具，366件骨工具，2萬余片的陶片和30件裝飾品，以及粟米、動物骨骼等，體現了早期藏地游牧和狩獵結合兼營農業的社會生產方式。
卡若文化中的原始建筑對后世藏族建筑風格影響極大，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遺址晚期的碉樓式建筑，堪稱藏地民居的鼻祖。東漢時期這種碉樓式的建筑被稱為“邛籠”，而“碉樓”的名稱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間。此外，卡若地處川、滇、藏三省交界處，它的社會文明與文化的發展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帶有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滲透、融合的痕跡。此地出土的肩石斧、磨制條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在甘肅馬家窯遺址中也曾大量出土﹔遺址中出土的粟，可以印証當年卡若地區與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交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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