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戰文藝擷英 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走向民族化大眾化的標志性作品
【山西抗戰文藝擷英 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走向民族化大眾化的標志性作品
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於1943年9月由太行區（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發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三四個月后，即1944年2月再版，1946年印刷第三版。據董大中《趙樹理年譜》介紹，當時的冀魯豫書店、膠東大眾報社、東北畫報社、東北大學、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東北書店、華北大學等文化機構先后印刷出版。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等也陸續出版﹔上海《新文化》雜志全文轉載﹔還被作為中學、大專學校的教材。此外，晉東南地區武鄉光明劇團、襄垣農村劇團與秧歌劇團、沁源綠茵劇團等紛紛改編演出。僅此來看，其影響可謂空前。
《小二黑結婚》發表之前，中國文學正在經歷著一次艱難的轉型，其主要問題是新文學如何才能獲得更為廣泛的讀者的認可、如何才能在抗日戰爭的歷史大背景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在上海，出現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的爭論﹔在延安、重慶等地，也出現了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山西各根據地也開展了如何發揮文學藝術積極作用的討論。他們主要圍繞民族形式、文藝大眾化等問題發表意見。趙樹理等人認為，文藝應該通俗化、群眾化、大眾化，並成立了“通俗文化研究會”，強調通俗化不僅是抗戰動員的宣傳手段，還要承擔提高大眾的任務，既要“普及文化”，更要“提高大眾”。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年多后，1943年10月，“講話”正式發表，解放區各報刊陸續轉載，各地結合整風組織學習。趙樹理非常激動，認為“講話”說出了他“心裡想要說的話”，“有說不出的高興”。
趙樹理在20世紀20年代即開始創作，據《趙樹理全集》收集的作品，他至遲在1928年已有作品發表，如收錄在《趙樹理全集》第五卷中的散文《一副面孔》（片段）、第一卷中收錄的1929年創作的小說《白馬的故事》等。當趙樹理意識到家鄉父老聽不懂新文學初期作家的作品，而是喜歡傳統小說后，深切地感到要創作那些繼承了傳統表現手法又能夠表現新生活、新思想、新內容的作品。在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趙樹理創作了大量致力於通俗化、大眾化的作品，如短篇小說《金字》、中篇小說《有個人》、長篇小說《盤龍峪》等。
1937年秋，趙樹理返回故鄉，在長治參加了犧盟會，並被任命為第四區特派員，后主要從事文化工作﹔同年，在失去組織關系多年后，再次加入共產黨。他的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自覺地把創作與宣傳動員群眾投身抗戰結合起來，在主持編輯的《黃河日報》（路東版）副刊《山地》《人民報》副刊《大家干》《中國人》報及其副刊《大家看》與月刊《抗戰生活》等發表了大量詩歌、鼓詞、快板、相聲、雜文等作品，包括用生動的筆觸闡釋《論持久戰》內容的“長篇說明文”《漫談持久戰》、小說《變了》《探女》《吸煙執照》《再生錄》等，此外還有《萬象樓》《鄴宮圖》等戲曲作品發表或排演。
1943年春，趙樹理在左權縣柴城村調研，聽到了民兵小隊長岳冬至因戀愛問題被害的事情。在進一步的調查后，他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情殺，而是“兩種勢力的斗爭”。所謂“兩種勢力”，既有政治的意義，也有文化的意義。政治的意義應該是舊政權的殘余勢力與根據地建立后新政權代表的新生力量之間的斗爭﹔文化的意義應該是傳統文化中落后、僵化的觀念與新的時代人民當家做主后追求婚姻自由的觀念之間的博弈，舊勢力支持舊觀念，新力量倡導、支持新思想。而岳冬至就處於這兩種“勢力”的交錯糾葛之中。趙樹理的深刻性表現在他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具有時代轉換意義的交錯博弈，並期望新生力量的成長與壯大。他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調動自己長期的生活積累，虛構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代表了時代未來的體現了人們期盼與願望的小二黑、小芹﹔表現出殘存著的舊思想、舊觀念的二諸葛與三仙姑﹔折射出舊政權舊時代殘余勢力的金旺兄弟等。這些人物形象是真實的，體現了現實生活的本質﹔但也是虛構的，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經過高度的概括、提煉，雜取種種現象、性格、細節之后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而不是與生活中的某人某事對應的“案件卷宗”。大約兩三個月后，名為《小二黑結婚》的小說完成了，在還沒有發表的時候，有很多人已經讀到了這部小說，並予以高度評價。特別是時任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同志予以肯定，題詞“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之后很快出版。
《小二黑結婚》表現的生活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戰爭經過了艱難的相持階段后將要進入反攻階段的時刻。而在山西各抗日根據地，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已經建立起來，並逐步完善健全，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雖然抗擊日寇的戰斗仍然在進行著，但小說中的“劉家?”一帶已經沒有了日軍。趙樹理在小說中交代小二黑是殺敵模范，受到了縣裡的表彰，點明了小說的時代背景﹔但是，這部小說並不是要描寫小二黑們如何去與日軍戰斗，而是在勝利即將到來、新生活將要開啟的時刻，如何面對自己的生活——愛情與婚姻。小二黑與小芹是心心相印的自由戀愛，追求的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最道德”的婚姻，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人性倫理的理想境界，但卻是舊思想、舊制度所難容忍的悖逆之舉。重要的是，趙樹理由此看到了中國社會的未來希望，相信在新的時代人們會擁有戀愛的自由與幸福、擁有新的婚姻觀所體現的“道德”要求。所以，他在為我們講述了兩位新人的曲折經歷后，通過新政府的介入肯定了小二黑與小芹的愛情、婚姻﹔同時，他對二諸葛、三仙姑這樣的人物也給予了極大的同情與希望，描寫了他們在新的時代由內心生發出來的轉變與進步。盡管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尾，卻也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作家的深刻性就體現在對這種歷史必然性的把握之中。人們通過一對青年的愛情境遇，感受到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感受到了新政權、新社會及新生活中隱含的進步力量與理想光芒。
小說借鑒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以“事件”為支點結構小說，在講完一個“事件”之后，又引發新的“事件”，形成一個“事件”聯結一個“事件”的情節串，強化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在敘述的同時，注重以細節來刻畫人物性格，使作品中的形象顯現出十分鮮明的個性特征，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接受度。在一部篇幅不算長的小說中，趙樹理為我們塑造出至少五六個具有經典意義的人物形象，均居中國小說人物長廊中最具人性光輝與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之列。小說雖然表現的是大背景、大問題，卻是從個人婚姻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事來切入的，這種敘述角度的選擇拉近了讀者與作品，特別是作品表達的思想、價值觀的距離，使人們能夠在情不自禁中潛移默化接受作家所要表達的內容。
《小二黑結婚》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文藝界的高度重視，當時即有人撰文評介，如苗培時撰有《寫了大眾生活的文藝》一文，肯定了趙樹理的貢獻。而影響最大的，是在普通群眾之中。據董大中先生介紹，僅襄垣縣秧歌劇團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演《小二黑結婚》，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就演出了4000余場。一個地方劇團能夠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一直演出由《小二黑結婚》改編的秧歌劇，是舞台藝術的奇跡，也是《小二黑結婚》深受讀者、觀眾喜愛的証明。《小二黑結婚》的出版標志著當時文藝創作的轉型。此后，大批貼近現實生活，表現人民情感，為普通群眾接受、喜愛的作品涌現出來。中國新文學在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為實現民族化、大眾化的歷史要求邁開了標志性步伐。
杜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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