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淨信寺與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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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唐開元六年（718年），正是“開元之治”的好年景，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強盛，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盛世。有山有水、交通便利的山西中部、太原盆地的太谷縣陽邑鎮西南，新建起了一座尼姑庵。這個曾經做過縣城的鎮子自古就經濟發達、貿易繁盛，這座寺廟歷經風雨滄桑，多次修葺擴建，取名“淨信寺”。
　　1300多年過去，寺內較完整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畫及琉璃物件，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陽邑，春秋時為晉大夫陽處父封邑，西漢設陽邑縣，屬於太原郡。北周建德年間遷移到現在縣址，隋開皇18年（598年）更名太谷縣。
　　淨信寺坐北朝南，佔地並不大，精致典雅，內有乾坤。廟門外向東百十米有孔石橋，當地百姓說，是“白居易走過的橋”。橋面掩蓋在泥土柏油之下，隻有下到路兩邊低窪的麥田，才能看清石橋樣貌，條石拱形古朴蒼勁，橋長兩三米，寬度在七八米，高度不到兩米。橋下無水，雜草遍布，按照淨信寺初建年代算，這座無人問津的古橋或有千年，被淹沒在田野阡陌之間，莫名就覺得有個少年翩然從橋上走過，吟誦那首“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白居易是不是山西人？《人間有好詩——白居易傳》一書作者趙瑜的回答是，白居易自稱祖籍太原，但這“相當遙遠”。其祖先可追溯到秦國大將白起，就是長平之戰坑殺趙軍40萬，令人不寒而栗的白起。其子白仲被封太原，繁衍幾百年后，到了白居易高祖這一代，遷居陝西，后多次遷移，白居易生在河南新鄭，祖墳在陝西渭南。那何以有人說白居易是太谷陽邑人？《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是白居易為其祖父白?撰寫的傳記，有載：“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二十三世孫、后魏太原太守白邕，邕五世孫建。”《北齊書》列有白建傳，“白建，太原陽邑人，字彥舉”。白居易堂弟（叔叔之子）白敏中曾任宰相，其墓志銘中記載：“元魏初，因‘陽邑侯’包為太原太守，子孫因家焉。逮今為太原人也。”太原太守確有其人，被封“陽邑侯”，其五世孫白建，曾任北齊五兵尚書，是白居易祖父的高祖……明清《太谷縣志》對白建多記載，按研究者推斷，白建去往封地陝西韓城時，帶走小兒子，留下長子和次子在原籍。據記載，長子曾經任“倉部郎中”，其子曾任“梓州刺史”……
　　淨信寺初建半個世紀后，白居易出生在一個敦儒書香、世代官宦的家庭，祖上因做官分赴各地，朝代更迭很多痕跡都被雨打風吹去。查看其簡歷，發現一個有趣的事，57歲時，他曾被封“晉陽縣男”，唐朝晉陽轄區包括太原、昔陽、太谷、祁縣、文水、榆次、盂縣、壽陽、樂平、廣陽、清源、交城、陽曲等13個縣。足見，官方對白居易是哪裡人有個標准答案。
　　人挪活，樹挪死。人口因戰亂天災遷移、或為官經商客居等都很正常，生於何地長於何地是一回事，但面對“你是哪裡人”的提問多半還是要說原籍，那個地方可能已經沒有直系親屬，或許久遠到幾代之前了，但祖籍卻是對根的認同，是對祖先的尊敬。
　　如今，白氏家族在太谷分布較廣，陽邑村周邊郭裡、回馬、四卦、北洸村、白城村、胡村等，人丁興旺，世代繁衍，有的家族已傳了數十代。那個詩文滿天下的才子白居易，是否在某一天回到過陽邑，我們不得而知，他所在的那個時期，陽邑是否繁盛我們也無法看到。所幸，還有一孔斑駁石橋，還有一座淨信寺留存至今。
　　淨信寺兩進院，山門南有影壁，中軸線有戲台、毗盧殿、天王殿，建筑風格各異，古朴庄重。整座寺廟玲瓏雅致、華麗大氣。進門是倒座戲樓，建於清道光年間，精致華美、巧妙庄嚴。寺中《誥授中憲大夫侯銓同知加二級大經杜公獨修戲樓碑記》石刻記錄了此事。戲台上“神聽和平”，寓意神靈聽戲保人間和睦平安。這幾個字出自時年九旬的書家杜大統之手，他是出資修戲樓的杜大經的同族兄長。匾額生銅鑄字，蒼勁有力，1990年“神聽和平”匾額入選“中華名匾”，成為太谷一寶。
　　站在戲台前的廣場，兩邊鐘鼓樓頗引人注意。東側鐘樓上有“發鯨”匾額，西側鼓樓挂“棲鷺”匾額，兩塊匾額也是杜大統手書。均為琉璃燒制而成，黃底藍字，熠熠生輝，乃琉璃佳品，被載入《中國琉璃大觀》。寺中建筑上絢麗奪目的琉璃脊飾和孔雀藍琉璃瓦，美輪美奐，亦是一大亮點。
　　到明清，晉商興起，陽邑富庶，人才輩出，淨信寺中保存有記事碑碣30余通，其中有兩通唐碑。這些碑碣記錄了寺院的歷史變遷和重要事件，也見証了當地經濟活動的發展歷程。“金太谷”，不單是如今太谷城金融之風流，還有舊縣城陽邑的深厚底蘊和人文風物。
　　淨信寺內彩塑均為明清作品，各殿彩塑神態各異，色彩清淡朴實、層次清晰，融入當地風土人情，富有民間色彩和審美趣味。文殊殿內所遺懸塑作品基本保留完好，實屬罕見。這也是淨信寺雖明清建筑居多，卻可位列全國文保的原因吧。
　　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75歲那年夏天，病逝於洛陽，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
　　這位被太谷陽邑后世念念不忘，口耳相傳走過古石橋，拜謁過淨信寺的詩人，無論他家鄉何處，無論他歸於何地，他都不枉此生，值得被千秋敬仰。他躬身田野，關切百姓，詩詞語言平易通俗，極富現實色彩，給后世留下3000首，被譽為“詩王”“詩魔”。無數人讀著他的“離離原上草”走進唐詩殿堂，頌著《琵琶行》了解了“商人重利輕別離”，還有繞梁三日不絕於耳的《長恨歌》《賣炭翁》……還有他振臂一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人風骨和社會價值。

□周俊芳

(責編：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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