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趙樹理的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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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作為20世紀的經典作家，趙樹理的小說構建出鄉村敘事的諸多“原型”范式。他的小說是對20世紀40至60年代中國北方鄉村立體、深刻、形象的記錄，也是一位真正將農民作為小說世界主體角色的經典作家。今天，我們的媒介技術、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發生了大變革，但是，隻要我們仍然身處於中國傳統文化奏效的歷史語境、身處於向中國式現代化邁進的時代轉型當中，趙樹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當代國人隱秘而豐富的靈魂自畫像、人性自畫像、文化自畫像。趙樹理提供了一個讓當代人能夠自我觀照、自我審視、自我反思的文學世界，開辟出一條生活化啟蒙的文學路徑。
　　第一，是趙樹理小說當中的“人物風景”。趙樹理以“簡筆勾勒”和“工筆傳神”的文學法，對他最熟悉的農民群體，從外在形象、日常行動，到思維方式、內心世界進行了精准而敏銳的捕捉，並且將之放到那個年代的生活情境當中進行“聚焦”和“特寫”，他小說當中那些農民形象的諸多特點，諸如善良、勤勞、務實、質朴、智慧、活力、奮斗、希望、剛烈，甚至倔強、狡黠、粗鄙等，都昭示出一度被忽略的介入鄉村與理解農民的有效解讀路徑。圍繞日常生活的生存、生活和尊嚴等最切實的煙火主題，趙樹理的小說人物真正擁有了高貴的個人形象、個人性格和個人生命，具有了獨立性和生長性。
　　第二，是趙樹理小說當中的“人文風情”。趙樹理小說所展示的人文風情，聚焦於對鄉村人際關系的生活化捕捉，展示出“鄉土之子”的“集體生活景觀”。這種集體性或者群體性的鄉村人際關系，是與現代都市生活以“個體性”為關系基礎所截然不同的生活圖景：他們或者建立在共同的“階層身份認同”的基礎之上，或者是建立在共同的勞動關系、經濟關系、家族關系、血緣關系、地緣關系、道德關系甚至受難關系的認同基礎之上，由此形成了鄉村的“鄉情”圖景，包括務實而純粹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等。這種集體性的鄉村生活圖景，包括勞作、生產、互助、共濟的生活細節，也包括行善、俠義、奉獻等道德細節，不僅形成了“三晉鄉村民風民性”的豐富面貌，譬如敦厚質實、性格剛倔等人文風情，而且，也形塑出三晉鄉村人文的“詩意”記憶。
　　第三，是趙樹理小說當中的“地方風俗”。趙樹理的小說具有三晉風俗展覽館的文學記憶功能。舉凡飲食起居、節日禮俗、婚喪嫁娶、方言俗語，以及敬神信巫、祈雨演戲等民俗風景，即使在今天的鄉村甚至縣城，依然能覓其蹤影。可以說，趙樹理在其小說當中所記載的地方風俗，同樣構成了作者與鄉村之間最為深刻的精神聯系，甚至可以說，那份抹不去的鄉愁，都蘊含在那一整套的鄉村民俗當中，民俗也無形中成為一個鄉村的精氣神。以此觀之，趙樹理是以卓越的文學才華將鄉村最為內在的精魂定格，而后世讀者又得以在對趙樹理小說的閱讀當中，賡續、觸摸和感知到了這份延綿不絕的鄉村的精魂。
　　第四，是趙樹理小說當中的“傳奇趣味”。趙樹理的小說充滿了對生活的“趣味性”“傳奇性”“沖突性”的高度藝術提煉。趣味性在他的作品當中，就是每一位農民很難以道德之善惡為判斷，相反，他們身上充滿了悖反的人格特征，而趙樹理則能以簡筆化的文學手法，將每一個農民的悖反性提煉和勾勒出來。傳奇性是指趙樹理小說的情節設置所具有的事件的生長性，它本身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在人物和事件的奇崛互動當中，事件得以圓滿解決，他的小說所具有的古典評書體的流風遺韻，使其小說具有超越生活的高度凝練性。沖突性是指趙樹理的小說大多數都有一個矛盾的症結，或者是人與人、或者是人與事，而他對這個沖突的一步步文學性的破局與和解，其中所展示出的人的智慧、驚險、斗爭等，能相當滿足讀者大眾所普遍懷抱的好奇和探索的閱讀期待。
　　第五，是趙樹理小說當中的“聲音景觀”。趙樹理的小說語言，構建起融合了民間、古典和評書語言的鄉村語言系統。這種語言將民間的、日常的、生活化的語言進行了藝術性的提純，剔除了日常生活語言的粗鄙或蕪雜，而構建起底色為民間日常生活化，但是又具有高度表現力、表達力、對話力的語言系統。
　　趙樹理創作出一種以鄉村農民為本位的棱鏡式的鄉村文學新范式。在趙樹理的小說當中，宏大的國家社會發展的潮流、中觀的鄉村階層關系的重塑、微觀的鄉村人物生活的嬗變，他們三者之間的相互順承、應和，或者錯位、偏離，都彼此互為參照、互相審視。在這當中，趙樹理始終是將農民作為價值基點，以棱鏡式的文學方式，打破了社會主流、鄉村經濟、個體心靈之間的隔膜，而以自己的文學方法，建立起為國家、為鄉村、為農民，立言、立心和立行的審美表達和生活對話的文學機制。在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趙樹理的小說也為當前鄉土文學重塑經典提供了深遠而有效的啟示。
　　第一，堅持趙樹理所提倡的“深入生活”的創作觀。對於作家來說，隻有在當前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去觀察、體驗、審視這一宏大的國家戰略，思考如何與鄉村生活、鄉村農民，形成宏觀與微觀、語境與個體之間的互動，去捕捉每一個農民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所形塑出的形象、性格、心理、情感和精神等的獨特性，去審視其中的“恆定”與“變動”，才能避免文學當中農民形象的單調、隔膜、臉譜和概念，才能塑造出獨屬於當前時代的農民形象。
　　第二，堅持趙樹理所隱形踐行的“總體生活”的創作觀。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既“深入生活”又“超越生活”、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趙樹理並不是將鄉村日常生活進行機械式的復制或模仿，他是將鄉村日常生活放置於國家、時代、社會的總體性視野當中，去有意識地選擇和構建自己的鄉村世界，去審視鄉村當中所蘊含的“變”與“不變”。因此，如何避免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作家局限於自我的鄉村日常生活經驗的“小繭房”，創造具有歷史廣度、時代寬度和人性深度的個體農民人物典型，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種“總體生活觀”的廣域視野，在獲得一種參照視角之后，鄉村振興影響下的農民形象的“變與不變”，才能夠凸現出來。
　　第三，要創造屬於當前“新大眾文藝”時代的文學表達方式。趙樹理小說的經典性體現在文學內和文學外的諸多領域。比如，趙樹理開辟了融合民間、古典和評書語言的鄉村語言系統，開辟了融合了現代啟蒙和理解同情的國民性文化視閾，開辟了融合了鄉村傳統、鄉村變革和鄉村未來的時間視閾，開辟了融合了鄉村經濟、鄉村民俗、鄉村日常、鄉村政治的生活視閾，等等。趙樹理在他小說當中的這些文化融合和藝術創新，創立了一種從農民個人生活通達鄉村、國家、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制度、民俗、道德等的文學生活化的模式，也就是從在場的鄉村火熱生活到場外的文學典型營造的創作道路。趙樹理所構造出的是一個容納了時代問題、國家問題、地方問題等宏大主題，但又立體深刻、蓬勃旺盛、生力十足的包容兼合的鄉村煙火世界。當代中國鄉土作家正在這些維度，呼應、踐行著趙樹理所構建的文學精神傳統，鄉村振興背景所提供的不同於趙樹理20世紀40至60年代的鄉村文化語境，也為鄉土作家的創作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

金春平

(責編：李琳、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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