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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經典文獻》主編張漢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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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經典文獻》立體還原了中國共產黨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抗戰實踐,兼具藝術史與抗戰史雙重價值。

張漢靜 哲學博士,現任山西傳媒學院山西紅色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力群版畫《抗戰》(1937年)。


  當時,山西作為重要的抗日根據地,涌現出一批杰出的版畫家,他們以木刻版畫為武器,宣傳抗戰,鼓舞軍民士氣。比如,力群、彥涵、牛文、蘇光、李少言等,他們多數人在根據地從事美術宣傳,創作了大量反映武裝斗爭、政權建設、生產運動、文化教育的作品,成為革命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今年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中,由山西省委宣傳部組織指導、山西傳媒學院張漢靜教授主編的《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經典文獻》入選2025年“山西好書”上榜作品。作為“文獻+研究”的典范,該書系統整理並首次完整呈現了1600余幅珍貴的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立體還原了中國共產黨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抗戰實踐,兼具藝術史與抗戰史雙重價值。6月30日,記者與主編張漢靜教授就《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經典文獻》的研究編撰過程,以及如何構筑紅色文化的研究實踐展開深入的交流。

木刻版畫
抗日根據地的全景圖

  記者:一提到版畫,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黑白木刻作品,特別是在山西抗戰年代,涌現出很多與革命宣傳、紅色題材相關的版畫。您主編的《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版畫經典文獻》(以下簡稱《文獻》),想給當代的讀者帶來一種什麼樣的新體驗?
  張漢靜:大眾對版畫的印象主要受傳統木刻的影響,認為版畫風格就是黑白色、技法單一,或者就是簡單的復制,藝術價值常被低估。實際上在上世紀30年代,版畫的出現是非常“時尚”的。當時,魯迅在上海舉辦“木刻講習會”,推動了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新興木刻強調“創作版畫”,區別於傳統分工制作的復制版畫,使版畫成為革命宣傳的重要工具。當時,山西作為重要的抗日根據地,涌現出一批杰出的版畫家,他們以木刻版畫為武器,宣傳抗戰,鼓舞軍民士氣。比如,力群、彥涵、牛文、蘇光、李少言等,他們多數人都是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木刻,然后在根據地從事美術宣傳,他們創作了大量反映武裝斗爭、政權建設、生產運動、文化教育的作品,成為革命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看來,他們的作品不僅具有藝術價值,更是抗戰歷史的珍貴記錄。《文獻》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從直觀、具象化的角度,全景式地反映根據地基層的政治經濟、鐵血抗戰和社會文化內容,讓今天的讀者通過版畫藝術形式了解到當時生動的歷史情景,來感受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的獨特內涵與永恆魅力。
  記者:翻開這套《文獻》,幾乎每一組圖文都是一個精彩的故事。一個小小的版畫,如此豐富地記錄了山西抗日根據地的軍民抗戰和生活的細節場景,是否說明這種藝術形式在當時的作用是很大的?
  張漢靜:抗戰時期,著名版畫家胡一川帶領魯藝木刻工作團從延安出發,穿越日軍封鎖線,抵達太行山抗日根據地開展宣傳活動。沿途通過巡回展覽,宣傳抗戰思想。在巡展時,老百姓追問“為什麼畫中人臉上長了許多毛毛”“為什麼是花臉、陰陽臉”等等,說明展出的作品太“歐化”,群眾看不懂,接受度不高。針對巡展的效果,魯藝木刻工作團總結經驗,決心創造中國百姓喜愛的藝術風格,開啟了版畫創作民族化、大眾化的探索。他們從山西民間傳統年畫中汲取養分,創作了一批老百姓看得懂、易接受的作品,深受根據地軍民的喜愛,成為傳達黨的聲音、激發抗戰熱情、開展對敵斗爭的重要形式。木刻版畫的特點是制作簡單、成本低廉,黑白對比非常鮮明,直抒胸臆,無須文字說明,老百姓能一眼看懂,非常利於傳播。抗戰中版畫講述了軍民作戰的場景,描繪了社會動員的細節,刻畫了英雄人物形象,呈現了根據地建設成就……在一幅幅黑白色的小畫裡,刻滿了山西紅色抗戰的生動故事。

創新形式
讓紅色版畫“會說話”

  記者:這樣大型多卷本的《文獻》出版,在國內也不多見,在資料編纂上具有填補版畫圖像史料不足的作用。在研究過程中,是怎麼想到用“以圖引文,以文載圖,圖文互應,文史互証”的形式來表現的?
  張漢靜:《文獻》匯集了山西抗日根據地1600余幅版畫藝術作品,從研究價值上講,確實是厚重的、沉甸甸的。在編撰的過程中,我們採用“以文載圖”“以圖引文”的形式來突出版畫研究中圖與文既聯系又統一的有機關系,再現版畫的社會情境、文獻價值、精神內涵及社會意義,以全方位、立體化、全景式地呈現版畫原本的創作背景、創作思想及表現內容。同時,在叢書的編撰中,我們採用了簡體字和橫排版的形式,讓歷史文獻從學術圈裡走出來、從檔案裡解放出來,實現歷史語境向現代語境的轉化,最大化地發揮文獻的教育功能。
  記者:在當下全民閱讀的氛圍中,您希望這套叢書面向哪些讀者群體?是否會推出數字化版本來擴大傳播影響力?
  張漢靜:目前出版的《文獻》是《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經典文獻大系》叢書中的第一個系列,整體叢書分為版畫、歌曲、新聞、戲劇、影像、文學等六個系列,最終以“文獻+研究”、100冊圖書、3000萬文字的成果奉獻給讀者。近期,我們已完成了《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歌曲經典文獻》《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新聞經典文獻》的編撰和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在緊張編輯出版中。在叢書的編撰過程中,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理念,堅持系統性的研究方法,堅持深入研究文化軟實力與文化主導權的學術定位,堅持理論探索與注重實踐相結合的實証研究,打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精品,為子孫后代留下永恆的精神財富,讓紅色文獻煥發出新時代的光芒,吸引更多的大眾讀者來了解山西抗日根據地的紅色文化。同時,我們還嘗試運用新媒體手段來豐富叢書的表達形式,比如,在“紅色歌曲”系列裡,我們選取部分歌曲,制作了由民間傳唱人、文藝工作者和高校師生演唱的小視頻﹔在“紅色文學”系列中,設計加入朗誦者的音頻,擴大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英雄從未走遠
精神永恆閃耀

  記者:從2018年開始,您就組建“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研究團隊,致力於山西紅色文化叢書的編撰和研究,那麼在這些年中,您的內心是否也會從某一件作品或者一些人物故事中,受到極大的觸動?
  張漢靜:是的,比如我們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新聞的研究中,紅色報人的英勇事跡讓我們深受感動。抗戰期間山西抗日根據地涌現出一批以筆為槍的紅色報人,他們通過報刊宣傳抗日思想、動員群眾、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重要戰士。紅色報人何雲,時任《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總編輯,在1942年日軍大“掃蕩”中,報館化整為零,一邊跟敵人戰斗,一邊堅持出報,背起“報館”打游擊。危急時刻,他同身邊的人說:“不要把子彈打光了,留下最后兩顆,一顆打我一顆打你自己,我們決不當俘虜。”何雲在戰斗中壯烈犧牲,年僅37歲。時任《新華日報》華北版總會計師的黃君玨,被敵人圍困在山洞中,彈盡糧絕后,她飛身跳崖,壯烈犧牲,這一天正是她30歲的生日。紅色報人趙石賓,時任《抗戰日報》的總編輯,在晉西北最困難的時期堅持游擊辦報,三日出一刊,每刊數萬字。他為黨的新聞事業熬盡了最后一滴血,病逝時年僅28歲。我們撰寫的18位紅色報人,大多數人家境優渥、學識深厚,不管是通過家庭關系,還是個人能力,都能有一份薪資可觀的工作,過豐衣足食的生活,可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甘心清苦,甘心犧牲。
  記者:相信您和您的研究團隊也在編撰過程中受到紅色文化精神力量的感染,那麼將來,當這100冊圖書走近讀者時,您希望年輕一代的讀者通過這套叢書感受到一種怎樣的紅色力量?
  張漢靜:我們通過《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經典文獻大系》大型歷史文獻叢書的編撰與研究,努力構建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打造紅色文化研究的“山西學派”。我們相信,當《山西抗日根據地紅色文化經典文獻大系》叢書走進讀者視野時,年輕一代將觸摸到穿越時空的精神脈搏——英雄從未走遠,精神永恆閃耀。他們的故事,不僅屬於過去,更照亮未來。願每一位讀到這些英雄事跡的年輕人都能銘記:這片土地上的和平與繁榮,是無數像他們這樣的人,用生命換來的,我們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這套叢書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更是對紅色基因的當代激活。我們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創新的智慧、為民的初心、斗爭的藝術。正如紅色報人“用筆對抗刺刀”的故事教會我們:真正的力量不在武器的懸殊,而在於精神的高地。這,就是我們編撰的初心與期待。

本欄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本報記者楊凌雁

(責編:李琳、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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