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陶塑：跨越時空的遠古精靈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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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文物名：蛇形陶塑尺寸：長5厘米，寬2.5厘米
　　時代：新石器時代出土地：晉中市太谷白燕遺址
　　藏寶地：晉中市博物館
　　講述者：許夢嬌
　　2025年，乙巳蛇年。據考証，蛇最早出現於1.5億年前，比人類的歷史要早得多。當你徜徉在博物館內，是否見到過很多以蛇為原型的文物：繪制在青銅器上的蛇形紋飾，或者是一件掐金鏤空的蛇形裝飾品，抑或是壁畫中的蛇形玄武圖案……無論怎樣，文物中的蛇詮釋著古人對其存在和自身價值的多重表達，它既是靈性的象征，又是陰柔的化身，靈動且多元。
　　這是一件蛇形陶塑，整體僅有成人拇指大小。在距今約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件“小蛇”造型的陶器有怎樣的功能？接下來，晉中市博物館資深講解員許夢嬌將和我們穿越千年，共同探究這條“遠古精靈”的奧秘。
　　動物陶塑，呈現遠古先民獨特的藝術思維
　　這件蛇形陶塑，出土於太谷白燕遺址，屬於白燕一期文化，也就是距今有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雖沒有先進的工具，卻憑借雙手和智慧，將內心對世界的認知和感悟，化作眼前這一件件精美的陶塑作品。”在許夢嬌的解讀下，越發讓人對這件蛇形陶塑充滿了興趣。
　　仔細觀察這件陶塑，獸面貼附於夾砂黑陶片表面，頭部是一個三角形，形似蛇的頭部，再“戳”出兩個小孔代表眼睛，這看似簡單的手法，實則飽含古人的匠心，使這條小蛇形態顯得很逼真。許夢嬌說，每次看到這件文物就非常感慨，它雖然歷經數千年歲月的洗禮，表面難免有些斑駁，但那“戳出”的雙眼依舊炯炯有神，仿佛在訴說著遠古的故事。
　　史前陶塑，被人們視為中國雕塑藝術的“開山鼻祖”，這件造型可愛的小蛇，雖然體量不大，卻在簡單與質朴之間，生動再現了史前陶藝的獨特魅力，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工匠們的精湛技藝和藝術審美。遠古先民們為何會做出一個蛇形的陶塑？其實，當時與蛇形陶塑一同“問世”的還有小猴子、小駱駝等總共6件小型陶塑。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曹洋曾專門以《淺析太谷白燕遺址出土的陶塑》為題寫過一篇考証文章，據他介紹，陶塑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題材形象主要是人或者動物的頭部。就動物陶塑而言，分布的時空范圍較廣，尤其是到了仰韶時期的黃河流域，陶塑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制作手法愈發多樣，造型愈加生動，但是以蛇、駱駝、猴為陶塑造型的確實不多見，這樣的考古實物無疑豐富了研究的廣度，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史前人類的藝術思維形成，並為環境變化、物種變化提供重要信息。
　　動物陶塑可能是古人的玩具
　　拇指大的動物陶塑到底是做什麼用的？難道它是一件特殊的實用品，或是墓主人的隨葬“明器”？帶著層層謎團，山西晚報記者特別採訪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山西省著名考古專家田建文。
　　“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動物的圖案。在文明進程中，人與動物為伴，動物題材也成為人們創作的源泉之一。陶寺的龍盤，就是典型的代表，是古人對於圖騰的崇拜。”田建文介紹，太谷白燕遺址出土的這些陶塑尺寸比較小，有可能是古人專門為孩童制作的玩具，或者是一種模具，“就像現在孩子們玩的積木一樣，通過縮小的模型來認識動物、認知世界。”田建文說。
　　曹洋也曾提到，這些小尺寸的動物陶塑，或許是一種教具，“可能是成人教授兒童制陶技藝，或者是兒童自己練習的成果。”這些陶塑作品，大多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是生活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
　　白燕遺址，一代考古人奮斗過的地方
　　白燕遺址，最早發掘於20世紀80年代，是一處承載文明進程和古人生活印跡的珍貴遺址。同時，對考古人來說，這裡還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帶領下，有70余名考古實習生在此地磨煉過、奮斗過，最終成長為高水平考古人才，為中國考古事業做出重大貢獻。
　　田建文介紹，1980年、1981年，國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學考古學專業共同組成晉中考古隊，分4個地點進行了3次發掘，發掘面積近3730平方米。
　　時任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負責人的張忠培先生主持白燕遺址的發掘，他將田野考古中調查、試掘、發掘三種工作方法形象地稱為“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是選定一個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晉中考古隊的“陣地戰”便選在白燕。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能在短短幾年間躍居成為全國第二，張忠培先生曾說過，“除了學生是學校的生命線外，白燕基地功不可沒。”
　　一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長期思考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1975年8月，張忠培請蘇先生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做報告，蘇先生提到中國考古學文化分為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及以關中（陝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等六大區系。吉林大學考古系的師生在1979年至1982年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組成張家口考古隊，發掘蔚縣三關、庄窠、篩子綾羅等遺址，結果表明要探討冀西北長城地帶與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還得在張家口之西、之南進行考古工作，於是就有了1980年以來晉中考古隊的兩次大規模考古實踐。“可以說，白燕遺址是蘇先生‘重建中國史前史、重建中國古史框架、構建中國國史框架模式’這一系列工作的一項內容。”田建文說。
　　還有一項貢獻，就是在白燕考古發掘的同時，“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在醞釀之中，到1984年5月，由文化部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試行）”版，下達到每個田野考古單位和每位田野考古個人手中，從此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有了行動指南……
　　一件蛇形陶塑，帶我們感受到了遠古“精靈”的神秘，也帶我們認識了這說不盡的白燕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