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部宏大敘事的散文詩高峰之作

時間

——

評論

　　對紅軍長征的認知，始於中學課本，尤其毛澤東詩詞，繼而從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感受其偉大和悲壯，跨世紀前后長征題材的電視連續劇不斷播出，我大都追劇觀賞，對人類戰爭史上這一現代神話般的創舉高山仰止。近日拜讀詩人宋耀珍的長篇散文詩《紅》，又一次沉浸在詩行間散發的悲烈氛圍中。詩人以宏大敘事與精微細節交織的春秋筆法，以沉郁綿密的抒情筆調和鮮活密集的意象群，鋪展開這部作品悲慨的美學基調，呈現了一部民族救亡壯懷激越的史詩，使我在藝術審美中獲得了心靈的洗禮。
　　《詩刊》2025年第2期以20余個頁碼推出這部長詩，並在卷首語中重點推薦，顯然是看重了文本的精神含量和藝術價值。卷首語這樣寫道：“這一期我們重點推出了宋耀珍的長篇散文詩《紅》。這篇散文詩以長征為主題，而關鍵在於它的構架、視角、寫法、格局以及精神體量方面體現出來的特質和重要性，也有力地反駁了時下一些散文詩寫作中存在的淺抒情、泛哲理以及過於散文化等問題。”我們這些年呼喚高峰之作，稱《紅》為一部宏大敘事的散文詩高峰之作恐不為過。
　　寓言和真實：
　　紅色文學書寫的創新和豐富
　　始讀長篇散文詩《紅》，首先感到一種扑面而來的寓言色彩，不多不少，詩人把握得恰如其分。這種不一樣的寫法，是對當下紅色文學書寫的一種創新和豐富。
　　第一章開篇，寫紅軍長征前和初踏征程國難危重、風暴壓頂的歷史場景。首節《杉木，居於風暴中心》便富有寓言味道，詩中寫高大的“杉木”手握真理、額頭上的智慧和堅硬，被狂風抽打，被寒風嘲諷﹔“大地將水土之力與杉木之根連接，簽好了隱秘的契約”，“杉木怒發紛披，向風暴挑戰。/風雪中的領袖，/火焰中的勇士，/鐮刀與鐵錘的兒子。/風暴中走過來一群戰友，馬尾鬆、榕樹、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其后也多次出現樹意象，如第二章翻越雪山途中，“紅軍的領袖們像一座森林裡靠得最近的幾棵高大的柏樹，樹冠和樹冠碰在一起，他們要決定紅軍下一步的行動。”這些充滿寓言色彩的樹意象，寓義領袖和將領扎根大地和民眾因而經得起狂風驟雨，塑造出紅軍領袖們在危難中挺身而出勇毅前行的風貌。
　　詩人在“杉木”之后，祭出了“巨人”這個顯詞及其出場式，“失敗讓權利之刃越發鋒利，巨人在破碎的雨夜裡失眠”，“探路的巨人累倒在河畔……/他用一己之力推開了革命的晦暗之門……/巨人拄著粗壯的樹枝站起來”等，還有驚慌失措的馬匹、夜鳥驚飛淒厲的叫聲、火把照耀著依依惜別的情景。其后領袖這一稱謂亮相，延用，直至全詩最后一節最后一句：“領袖推門走出窯洞，天地為之一震。”杉木、巨人、領袖，世人皆知是指毛澤東，但作者沒有點明，而且全篇沒有出現一個姓名。
　　這種寫法既是當前語境下的一種敘事策略，也是紅色文學書寫的一種創新和豐富。我欣賞這種寓言和現實交融，極富象征性的一系列意象和意境，猶如紅軍長征宏大的長卷徐徐展開，給人以多重的審美感受。我尤其贊賞詩人書寫紅軍長征的文體選擇，散文詩長卷既適於抒情，又有敘事功能，空靈與厚重兼得。
　　廣角與顯微：
　　領袖將軍戰士民眾共鑄千秋史詩
　　紅軍長征本身就是一部由若干重大事件和細節構成的史詩。長篇散文詩《紅》的成功之處，首先體現在結構和鋪排上。詩人以四章五十六節的巨大篇幅，既有廣角鏡頭下的宏觀鳥瞰，更有顯微鏡下對若干局部的細微特寫﹔既有領袖於危難關頭撥雲見日、在高層博弈中曲折前進，也有將軍在前沿、在擔架上指揮若定等場景，更多展現了紅軍戰士不畏犧牲沖破敵人重重圍追堵截，沿途藏民和進步土司敞開寨門給予飢寒交迫的紅軍勝似黃金的支持。詩人以簡潔細膩的詩意筆觸，將海量的真實鮮活的細節呈現，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宏大敘事的建構。
　　對重大事件和領袖的描寫，莫過於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在《一座城池凸顯在常綠闊葉林濃密的影子中》一節，詩人強調“一個國家的未來讓這座城池徹夜不眠”，他寫參會者的群像：“一匹奔跑的戰馬上燃燒的將軍、一個被革職的軍官拖著潰瘍和忠誠在山路上跛行、一個擔架上的革命者懷抱火焰與生鐵赴會、一個英俊的俄語翻譯決定站在懸崖和真理一邊……”他寫會場上：“唇槍舌劍，眾心所歸，/巨人揮動拯救的斧頭，朽敗的木屑紛紛跌落，退位者失去權威，得到寬恕。”寥寥幾筆將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呈現。
　　詩人以中央紅軍長征為敘事主線，沒有回避嘎曲河邊那一幕分裂紅軍的歷史悲劇，但那只是迷途者的“絕唱”，中央紅軍繼續北上，“前方是遙遠的天際，想象和希望”。
　　詩人以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把更多的筆墨投向了長征途中中下層指戰員的沖鋒陷陣、爬雪山過草地在極端惡劣環境中的堅定意志和不惜犧牲的精神。
　　長征開始階段湘江血戰的慘烈，沒有阻擋紅軍長征的步伐。遵義會議后婁山關大捷，“旗幟插上最高峰”，但傷亡犧牲仍難以避免，多年后偉人在《憶秦娥·婁山關》詞中有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抒發了長征途中沉重的感嘆。三萬戰士強渡金沙江，“七條木船，三十七個艄公，七天七夜”足夠悲壯。大渡河波濤之上十三根鐵索，二十二名勇士飛奪瀘定橋，更是中外戰爭史上的經典片斷。
　　翻越冰雪夾金山是紅軍唯一的選擇，“高山之上，積雪之光比刺刀更加鋒利，寒冷讓坐下來的戰士瞬間凝固，/腳下一滑，戰士就會像一截木頭無聲地滑落深谷……/舉步為艱，相互攙扶，一步一步，/翻過夾金山，死亡孕育出新生”。同樣艱辛的是過草地，臘子塘“雨水中的草原，像一座地獄。/戰士們背靠背坐在草地上，像靠在一起的草垛”。樹皮、野菜、皮帶、草根“延續著這支隊伍的生命”。而在《七百名戰士坐在班佑河東岸》一節更呈現出難以置信卻是事實的一幕：“他們的戰友輕搖他們的臂膀，隻搖醒一個小戰士。/……無名戰士匯入犧牲者的星群，他們尚在生命的清晨。”讀之令人潸然悲傷。
　　作者也以大量篇幅動情地描述沿途民眾球，尤其是當地少數民族對紅軍的擁護和支持。
　　《熟悉的城，再度歸來》一節，寫紅軍婁山關告捷后二進遵義，“父親牽來馬匹，母親送來兒子……/茅台鎮酒香飄蕩，美酒盛在盆裡，擦洗戰士潰爛的腳﹔盛在碗裡，給傷口消炎止痛﹔商船、門板和鐵索架起來通向對岸的浮橋”。紅軍走過草地，俄界村八座山峰“像高擎在空中的八隻紅色大碗，盛滿青稞美酒”歡迎，“藏族土司敞開糧倉，春風吹進一座小木樓”。在《哈達鋪用土豆和小麥的溫馨語言》一節，作者以抒情的筆調描繪“三軍過后盡開顏”的情景，“戰火被熄滅在百裡之外，溫暖的炕頭像手臂、手掌和懷抱。/短暫的休憩像節日，破舊的軍裝洗淨后晾在竹竿上，風和陽光梳理著纖維和記憶，彈孔的眼睛裡保留著驚恐、危險和犧牲。”民心所向，勝利之本。沿途民眾的接應和襄助，正是危難中的紅軍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証。
　　紅與路：
　　主體意象及象征提升了藝術效應
　　詩人在這部作品中，將長征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自己的美學追求融合，創造了“紅”和“路”兩個主體意象系列，以及樹、風、河流、雪山、草地沼澤等意象系列，且具有鮮明的總體象征性，增強的、濃郁的藝術感染力和美學意蘊。
　　關於“紅”之主體意象和總體象征。紅軍長征，篇名為《紅》，紅色意象系列自然有多種體現。有危難時刻領袖和紅軍將領“燈塔把火傳遞給另一座燈塔，那來到世界的光聚集在一起，照亮大河對岸”﹔有出征時“火把照耀著依依惜別”﹔有四渡赤水河“火把與戰士在暗夜疾行，崎嶇的路面向上延伸，發亮的槍尖劃開凝重的天空”﹔有身邊的戰友犧牲，“一面紅色旗幟下，收起了悲傷的戰士繼續前行”﹔還有戰士深陷沼澤時掏出懷中的油紙包，“一張蓋著紅色印章的証件折疊處擺著七根火柴，/像七個親密無間的戰友，像七杆槍頭鋒利的紅纓槍，又像七堆燃燒的篝火”﹔還有走出雪山草地轉危為安時，“一杆紅旗在獵獵大風中翻卷，旗幟下紅軍的領袖作動員令”﹔以及勝利在望時，“繼續北上，陝北的一片紅色中有更燦爛的光明和未來”。紅色不單指上述具象，更是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理想、信仰和追求、意志等精神層面的象征，從中可感受到紅軍這支隊伍背負民族希望的精神之光。
　　關於“路”之主體意象和總體象征。紅軍長征是一條沖破敵人圍追堵截，跋山涉水曲折前行二萬五千裡的路。作者對長征沿途的地理方位作了記錄，包括重要的城池村寨、山脈河流等，可視作一部長征路碑志﹔同時營造了路的主體意象系列。紅軍強渡被敵人封鎖的烏江，“浮橋上的戰士，懷抱決絕與勇氣，像懷抱炸藥與火山”，彈火中的浮橋是長征路﹔紅軍強渡命運攸關的大渡河，“大渡河上空余十三根飄搖的鐵索……”，勇士飛奪滬定橋的鐵索是長征路﹔“雪連天，天連雪，沒有路，隻有向上，積雪成冰”，那是紅軍翻越雅克夏雪山在無路中前行﹔“浸泡在腐水中的荒涼，草窩裡的積水含著毒素，一塊塊沼澤像大地皮膚上的潰瘍，時間之手涂掉了道路、方向和盡頭”，那是紅軍在布滿危機和死神的茫茫草原拓路前行﹔“他攀上絕壁，扔下繩子像開拓出一條小路，/一百名戰士像一百隻壁虎悄無聲息地向上攀爬”，那是紅軍在峭壁上以吊繩為路英勇殲敵奪得臘子口戰役的勝利。浪濤上火網裡的浮橋、鐵索，無路的雪山、沼澤，萬仞峭壁上的吊繩，這一個個奇絕的道路意象，寓意紅軍就是以如此巨大的勇氣和犧牲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奇跡，紅軍長征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無往而不勝的紀念碑和象征。
　　這首長篇散文詩回答了兩個當下詩壇忘卻或者回避的問題：詩歌可不可以重拾宏大敘事？宏大斜事可不可以達到嶄新的藝術高度？當然，回答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