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譯途：古人外語的習得之路
千年譯途：古人外語的習得之路
在唐代長安西市的波斯邸舍裡，粟特商人用流利的突厥語、波斯語和漢語討價還價﹔宋代汴京的國信所內，歸正人（遼金歸順者）正教授契丹語語法﹔明代四夷館的八間學舍中，緬甸館生徒正研習八百媳婦國（今泰國清邁）的擺夷文字——中國古代的外語教育，始終與文明交流相伴而行。
先秦時期的翻譯人才被稱為“舌人”，《國語·周語》記載“舌人體委與之”，其職能不僅是口譯，更需通曉異族禮俗。至漢代，譯官制度初具規模，《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典屬國下設九譯令，專司匈奴、西域事務。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中，可見“譯人張騫”參與接待西域使團的記錄，這位與探險家同名的譯員，見証著絲綢之路上的語言碰撞。
唐代鴻臚寺的譯語人選拔制度頗為嚴謹，《唐六典》規定“諸蕃語譯語人，鴻臚寺選其堪充者”，需通過“蕃漢轉譯”的實務考核。安西都護府出土文書中，保留著譯語人王新德將粟特商隊關牒譯為漢文的檔案，其譯文中保留著“薩寶”（商隊首領）、“柘羯”（武士）等音譯詞匯，展現著譯事的現場感。
玄奘主持的譯場堪稱古代翻譯學院典范。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其譯場分設証義、綴文、筆受、書手等十二道工序，形成集體協作的翻譯流水線。在翻譯《瑜伽師地論》時，玄奘開創“五不翻”原則：秘密故不翻、含多義故不翻、此無故不翻、順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這種音譯理論至今仍在學術翻譯中沿用。
北宋譯經院的“潤文官”制度尤具特色，蘇軾就曾擔任此職。他在《東坡志林》中記載，元豐三年審訂《楞伽經》譯文時，將“如人善方藥”改為“如良醫知病說藥”，既保持原義又符合漢語韻律，體現著文學大家參與譯事的風范。
明代四夷館的教學檔案顯示，正統年間緬甸館生徒需掌握444個緬文字母的拼寫規則。嘉靖七年暹羅館的教材《暹羅館譯語》，採用漢字注音與語義直譯對照的形式，如將“金葉表文”注音為“坤素剌查納班”，這種實用主義教學方法，與今日外語教材的編排邏輯不謀而合。
清乾隆年間四譯館的滿文教材《清文鑒》，創新性地採用“十二字頭”切音法標注蒙、藏語音。故宮現存《西域同文志》稿本中，可見編者用朱筆批注“此處蒙古語與衛拉特發音有異”的字樣，顯示出當時語言研究的精細程度。
明末徐光啟與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時，首創“平行線”“對角線”等術語，這些詞匯經由日本學者西周在《百學連環》中轉譯，最終形成現代漢語科學詞匯體系。光緒年間同文館出版的《萬國公法》譯本，首次引入“主權”“領海”等概念，直接影響了近代國際法的本土化進程。
從龜茲石窟中的吐火羅語題記，到泉州出土的阿拉伯語碑文﹔從敦煌藏經洞的多語種寫卷，到澳門大三巴牌坊的拉丁文石刻，這些跨越時空的語言印記，共同譜寫著中華文明與世界對話的恢宏樂章。古代翻譯家們搭建的語言之橋，至今仍在文明的河流上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胡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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