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知行合一”是切切實實的生活態度
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知行合一”是切切實實的生活態度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道破了知行合一的真諦。知識若隻停留在筆墨之間，終究如無根浮萍﹔唯有付諸實踐，方能內化為生命的智慧。古人雲“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裡路”，讀與行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相輔相成的統一。知行合一不是簡單的“理論聯系實際”，而是讓知識在行動中淬火，讓行動因知識而升華，最終達到“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渾然一體的境界。
真正的學問從來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必須落到實處。《顏氏家訓》批評當時士人“空守章句，但誦師言”，讀書雖多，卻“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最終淪為無用之學。顏之推強調，讀書學問本應“開心明目，利於行耳”，若隻會空談道理，而不能踐行忠孝仁義，則學問再淵博，也不過是虛浮的裝飾。孔子講“學也祿在其中矣”，並非鼓勵人讀書隻為功名利祿，而是強調學問須有益於世用，否則便是“勤無益之事”，徒耗光陰。
荀子提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教育的目的不在於灌輸知識，而在於引導人將所學落實於行動。清代李鎧在《李惺庵家訓》中痛斥當時教育之弊：“今人教子弟，但患記誦不熟，文藝不工，於躬行顧置之。”讀書若隻求背誦文辭、應付科舉，而不引導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孝悌忠信，那麼即便滿腹經綸，也不過是“畫餅充飢”。他主張幼童讀《論語》，就當以“入孝出悌”教之，使其在家中體驗聖賢之道，而非僅把經典當作文章來背誦。唯有如此，學問才能真正塑造人格，而非裝點門面。張英在《聰訓齋語》中更進一步指出，讀書貴在精熟運用，而非貪多求快：“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飢’﹔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所讀之書若不能融入言行，與未讀無異。真正的學問不在於讀了多少，而在於能否通其意、用於行，使知識真正轉化為智慧與能力。
明代《王士晉宗規》所列“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看似簡單，卻涵蓋了做人的根本道理。然而，世人“皆曉得此文義，只是不肯著實遵行”，最終自陷於過惡。可見，真正的學問不在博聞強記，而體現在日用常行之中。清代王心敬在《豐川家訓》中告誡子弟：“凡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讀書不在貪多求快，而在於每讀一句，皆能反求諸己，思考如何落實。若能將書中道理“依傍行習”，久而久之，學問便與身心交融，讀時津津有味，行事自然合道。反之，若只是“入耳出口”，縱然讀遍萬卷，亦如未讀。
知與行是辯証統一的關系。朱熹認為“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宋代倪思在《經鉏堂雜志》中指出：“知之在先，行之在后，必先知而后行。”若無真知，盲目行動，非但無益，反受其害。然而，“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唯有在行動中不斷深化認知，才能讓學問真正扎根。真德秀在《教子齋規》要求兒童“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將禮儀規范融入日常舉止，使外在行為與內在修養相統一。
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講“良知”，批評“知行分離”，強調“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若一個人滿口仁義道德，卻對父母冷漠、對兄弟刻薄，那麼他所謂的“知”不過是虛妄的假象。清代大儒孫奇逢也說：“讀書，須求識字。”然而這“識字”絕非只是認得字形、讀得出音，而是要真正將字中道理踐行出來。比如，讀一個“孝”字，便要盡心侍奉雙親﹔讀一個“悌”字，便要誠敬對待兄長。若隻知誦讀其文，而不能身體力行，則不過是“口耳之學”。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合一，不是高深的玄理，而是切切實實的生活態度。讀聖賢書，若不能轉化為孝親敬長、修身齊家的行動，終究只是空談。唯有將知識融入生活，在待人接物中踐行聖賢之言，為學為人，方能稱得上真正的“知”。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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