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積善有余慶
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積善有余慶
古語有雲：“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揭示了善行積累與家族福澤延綿之間的深刻關聯。積德行善之家，其恩惠不僅澤被當世，更能蔭庇子孫﹔反之，若行不善，則會給后代埋下禍根。這一理念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現了鮮明的因果關系思維和代際傳承價值觀，其核心要義在於勸人向善。
善，究其根本，乃是仁愛之心、利他之舉。元代鄭太和在《鄭氏規范》中指出“人家盛衰，皆系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悌，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在鄭太和看來，“濟人”即是善，“欺心”即是惡。清代高拱京《高氏塾鐸》將“濟人”分為兩類，以錢財濟人，是為“舍施”﹔不費錢財而能有益於人，是為“方便”。二者皆為善行。張習孔在《家訓》中強調善的內在性，認為“為善不全在捐財，隻要其心慈惻公平，有財無財一也。”懷有慈惻公平之心，本質便是善。
善行貴在真誠，而非矯飾偽善。《朱子家訓》雲：“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雲間陸文定先生家訓》亦稱：“為善不求人知，求知非真為善。”曾國藩也說“為善最樂，在於不求人知”。可見，真正的善行無需張揚。明代《了凡四訓》剖析了“善”的復雜性，認為“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因此必須分辨清楚。否則，善惡不明，即便心懷好意，也可能適得其反。清代馮班在《家戒》中也警示道“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為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這說明，行善不僅需要一顆善心，也要透徹理解“善”的內涵。
善行之道，包羅萬千。《了凡四訓》歸納了行善的十個方面：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大利、舍財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尊長、愛惜物命。這些方面在傳統家訓家規中多有體現。南宋陸九韶《家制》主張家庭應在財力富余時，“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明代高攀龍《家訓》將“救難憐貧”和“少殺生命”視作行善的兩大功課。清代陸一亭在《家庭講話》中列舉了“濟人”的諸多事項，既有耗費錢財的，也有不費分文、隻需舉手之勞的。他強調不論富有抑或貧窮，人人皆可盡己所能，行濟人之事。
善行在於日積月累，而非一時興起、一曝十寒。《袁氏世范》認為某人多行不善，而子孫卻能昌盛，往往是祖先積善深厚的緣故。倘若子孫不惜福，遺澤必然枯竭，待至罪惡深重，家族必然“大壞”。明代張永明在《張庄僖家訓》中強調“積”字的重要性，認為“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報﹔人有一二惡，未必便有惡報”。但是，“今日作一善，明日作一善，積之不已，人欽神佑，福慶必來﹔今日作一不善，明日作一不善，積之不已，人怨神怒，禍殃必至”。陸一亭同樣主張“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唯有如此，善德方能厚積。
“作善降祥，作惡降殃。”行善積德是修身保家的內在要求。《袁氏世范》認為人要隨時自省，一旦覺察有不善之舉，即應改過自新，以免釀成大禍。反之，見人作惡受苦，不思為戒、勉力行善，反而幸災樂禍之人，必被“殄滅”。明代項喬《項氏家訓》指出“凡天地間一應善事，皆所當為者也，非為即為是不善”。若行不善之事，“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坐牢，累及父母妻子”。馮班亦警示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否則，“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天網不疏，善惡有報。正是基於這種善惡因果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成為世代相傳的良言，提醒世人謹言慎行。
樂善好施、積德行善，是古人的治家傳統和處世智慧。善既是一種崇高的個人美德，更是一種化育萬物、澤被子孫的力量，對涵養個人情操、促進家庭和睦、傳遞正能量、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歷久彌新的重要意義。
郭心鋼
山西日報、山西晚報、山西農民報、山西經濟日報、山西法制報、山西市場導報所有自採新聞（含圖片）獨家授權山西新聞網發布，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或鏡像﹔授權轉載務必注明來源，例："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 "。
凡本網未注明"來源：山西新聞網（或山西新聞網——XXX報）"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