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與《海國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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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天地立人》徐迅雷著廣西師大出版社
　　本書是評論員徐迅雷最新的一部人物隨筆集，收錄作者近年來在《人民日報》《杭州日報》《都市快報》和中國網等媒體平台上發表的人物隨筆。這些文章敘述了王安石、鄭和等歷史人物的開拓性事跡，魏源、龔自珍、林則徐等近代智識者的進步思想，袁隆平、錢偉長、屠呦呦等當代科學家的巨大貢獻，以及三毛、秦怡、貝利等文體人物的精神追求。通過對眾多人物的書寫，探索了人立於天地之間的價值與意義，強調進步思想與崇高理想是每個時代的追求。
　　所有的人最終都會被時光打敗，但偉岸的思想精神永不磨滅。
　　1841年7月，被革職決定發配新疆伊犁的林則徐，從駐防的浙江鎮海前往揚州途中，好友魏源走出揚州絜園，跨越長江，趕往南邊的京口（鎮江）﹔兩人相會，百感交集，心事蒼茫，徹夜長談——“與君宵對榻，三度雨翻蘋”。
　　這一對思想認知一致的好友，達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大決定：以林則徐組織翻譯編撰的《四洲志》為藍本，由魏源接續，由此編就之后聞名中外的巨著——《海國圖志》。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末，《海國圖志》五十卷編成，以木活字版刊印，此為“道光壬寅本”，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實面貌擺在國人面前。這一年，魏源49歲。也是在1842這一年，英軍於7月進攻鎮江，副都統海齡率4000余名將士殊死奮戰，以保護南京門戶，直至全部犧牲﹔8月，清政府被迫簽訂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之后，魏源不斷增益其所能，在1847年增補《海國圖志》六十卷成﹔10年后的1852年，《海國圖志》百卷本編就。我們今天在岳麓書社出版發行的《魏源全集》（全20冊，2004年12月第1版）的皇皇巨著中，看見最為完備的魏源為經世致用而“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偉大思想。
　　在《海國圖志》原敘中，魏源開宗明義：“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這是振聾發聵的“創榛辟莽、前驅先路”。所謂“攻夷”，是對抗，戰斗之策﹔所謂“款夷”，是對付，外交之策﹔所謂“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技術上的長處，在《籌海·議戰》中，魏源側重指出軍事技術上“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這些都屬於手段，而目的，則為“制夷”。
　　“師夷”之后怎麼辦？睜開眼睛看世界，向世界之先進學習，這是必須的。學了之后干嗎呢？“師夷”之后，就是“制夷”。“制夷”是什麼？“制夷”是對抗，反抗侵略，把對手壓下去。如果永遠是“制夷”，那永遠是對抗。自己強大后唯有“制夷”，這個“終極目的”就有著歷史局限性。
　　我有一個嚴肅的提問：彼時的魏源，為何想到的只是“制夷”，而不是“勝夷”？相比於單一的“制夷”，“勝夷”的內涵顯然更為廣泛：如果有戰爭，可以戰而勝之﹔如果是和平年代，那是競爭，可以競爭取勝。而戰爭之“制”，與競爭之“勝”，畢竟大不一樣。那時的魏源，為何不能想到將來可以是“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以及“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千百年來，以中原為原點，以中國為中心，遠處往往變成了“鎮遠”，所以揮之不去的是讓你臣服的意識。但臣服是越來越看不到了，所遭遇的越來越多的是被征服。1840年前后，神州大地已是“萬馬齊喑究可哀”，對外關系已由“朝貢體制”轉換為“條約體制”，而且面臨著被“瓜分”的威脅﹔晚清已然日薄西山，抬望眼，一派末世征兆，智識者隻有仰天長嘯。
　　千古江山，難道真是“英雄無覓”？近代以降，歷史的頓挫，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成為“智識分子”，去承擔起轉型期啟蒙的沉重使命。讀書人在由“士”逐步轉變為知識分子即“知識人”的幾十年中，援引各種思想資源，以因應“中國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現代性的焦慮，又使他們在踐行啟蒙之時，通常表現得既驚疑又激進、既理性又情緒、既深刻又偏執——“師夷”的目的唯有成為“制夷”，確實也不難理解。
　　然則，當時中國人竟然普遍不接受《海國圖志》，盡管其目的是清晰的“制夷”。1851年，該書首次傳至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兩年內翻刻了21種。通過這本書，日本睜開眼睛看世界，覺得應該維新，應該開放，應該圖強﹔該書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關鍵的思想啟蒙作用。
　　所有的“落后而挨打”，本質上都是因制度落后而挨打。隻學習技術，不學習制度，那是不行的。國之戰爭，非兩人之斗，武器從來不是決定性因素，人，尤其是人心，以及頂層的制度設計，才是一切的關鍵。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振聾發聵的主張，對抗之際，“制夷”成為必然。那麼，“制夷”之外，能否看到“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呢？魏源難道隻想到“師夷長技”，而沒有想到“師夷優制”嗎？
　　鴉片戰爭爆發前，魏源繼承了先秦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秉承了清初黃宗羲激烈批判專制罪惡的理念，主張開明政治，力倡運用商業手段改革漕運、鹽政之弊端﹔鴉片戰爭爆發后，各種矛盾更加尖銳。要打破落后的政制，魏源意識到，一定要內倡改革，外倡開放。
　　編撰《海國圖志》，魏源不僅僅是講外國地理，還涉及歷史、政治、軍事、司法、社會、宗教、教育、人文等。
　　“粵人稱曰花旗國，其實彌利堅。”在《海國圖志》100卷當中，魏源用5卷的篇幅（從59到63卷，見岳麓書社《魏源全集》第6冊1585頁至第7冊1698頁）來講述美國（彼時稱彌利堅）。而在介紹歐洲的篇章中，涉及政體的同樣不少。比如說到瑞士，說它是“西土之桃花源”“至於朝綱，不設君位”“素不養軍”“共推鄉官理事”，等等。
　　由此可見，魏源對歐美的制度非常熟悉，其實他本身並沒有去過歐美。他曾於1847年春從揚州啟程南游，“粵吳楚越舟車馬，嶺海江湖雨雪風”，曾到廣州等地游覽考察，訪友賦詩，傳播思想，最遠到了澳門和香港。但是，他照樣“思接千載，視通萬裡”。很清楚，魏源不僅主張“師夷長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也很歆慕、推崇歐美國家的民主制度——他不僅看到了“長技”，而且看到了“優制”。這是魏源的眼光，更是他的膽識。
　　向來反對專制黑暗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推崇民主政制，其實是順理成章的。所以，《海國圖志》不僅僅是地理之書、歷史之書，也是人文之書、思想之書。歷史的事實也已清晰地証明：清嘉道年間，經世思潮潮落潮起，使中國傳統思想具備了向近代轉型的可能性﹔所謂“近代轉型”，正是中國的政治體制試圖從“王朝體制”到“共和體制”的轉換。
　　知識分子向下退一步，就是“知道分子”﹔知識分子向上升一步，才是“智識分子”。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絕非僅僅“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一點，我們要看到其中的“智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