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種行道樹 - 山西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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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城市中腳步匆匆的你可曾注意過道路兩旁的行道樹？近些年，市政建設日趨完善，一些城市在培育本土樹種的同時，還引進了許多外來樹種。無論是高大的法國梧桐，還是頗有情調的日本櫻花都給鋼筋混凝土包裹的城市增添了一抹鮮亮的色彩。然而如果你因為這些行道樹品種是從國外引進的，就以為栽種行道樹也是近代以來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則未免有些多想。栽種行道樹的傳統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至少在兩千多年前的周朝時期，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栽種行道樹了。
　　行道樹在古代功能更多
　　現代城市中種植行道樹是市政建設的重要環節，行道樹對於降低噪音、吸附灰塵、綠環環境都有積極作用。而古代既少城市噪音，又無汽車尾氣排放，為什麼要栽種行道樹呢？
　　第一，為了指明道路。先秦時期，人口較少，交通系統也不發達。當時道路也無“硬化”，時間一長，不免雜草灌木叢生，使人無法辨識。而如果在道路兩旁種上樹木，遠行的旅人在很遠處就能看到道路的通向，這樣就不用擔心走錯路了。
　　第二，為了標記裡程。古代旅人為了計算自己走了多遠，常要借助路邊的“土堠”，實際上就是每隔一裡所建的一個小土堆。但時間一長，經過雨水的不斷沖刷，小土堆很容易被毀壞，所以在魏晉時期，用樹木代替“土堠”來計算裡程。一裡種一棵樹，十裡種三棵樹，一百裡種五棵樹。這種做法相較與“土堠”更為科學，也賦予了行道樹新的價值。
　　第三，為了美化環境。現代城市中種植行道樹是市政建設的重要環節，他對於美化市容市貌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古人也注意到行道樹對美化環境的重要意義，北魏時期洛陽城綠化得很好，人們登高而望，可以看到“宮闕壯麗，列樹成行”，整個城市一派郁郁蔥蔥之景。唐朝長安城的政府辦公地承天門街因種了許多槐樹，被稱為“槐衙”。而城東南的風景區曲江池又因種了許多柳樹，被稱為“柳衙”。
　　除了城市綠化，在隋朝大運河這樣的大型政府示范工程中，行道樹作為重要的配套設施也被廣泛種植。當時運河兩岸，樹蔭交加，柳樹與波光粼粼的河面相映成趣，牽船的纖夫在樹下乘涼，風景秀麗優雅，舒適美好。此情此景真如唐代大詩人杜牧所說的“隻應畫圖最相宜”了。
　　 不同朝代種不同的行道樹
　　先秦時期，各地所種的樹種並不統一。《詩經·採薇》篇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這裡出現在出征路上的柳樹，很可能就是當時的一種行道樹。《詩經·有杕之杜》篇說“有杕之杜，生於道左”“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可見有的地方也有用杜梨樹作行道樹的。在城郭之中，行道樹的品種就更多了，不僅有用於取材的栗樹，還有桃李等瓜果樹。
　　秦統一之后，在各地修建了通往咸陽的馳道，在馳道旁邊大規模種植的主要是青鬆。從漢朝開始，行道樹改用槐樹。槐樹高大挺拔，既不妨礙車輛通行，在夏日又足以成蔭，可供行人車馬休息。而且槐樹用途廣泛，槐花可作染料，槐豆可以入藥，在冬季槐木又可以用來作為取暖的燃料。所以槐樹作為行道樹種植時間很長，一直到唐宋時期，行道樹依然以槐樹為主。
　　大約從宋代開始以柳樹作為行道樹的現象又開始逐漸增多。無論南方的桂林還是北方的河北地區，都有柳樹作為行道樹的記載。柳樹枝條細長，柔軟下垂，隨風翩舞，姿態優美瀟洒，植於河堤路上最為理想。又因“柳”與“留”同音，在親朋遠行之時，古人常折道旁柳樹贈別，以寄托對親朋的不舍與祝願。作為行道樹的柳樹可謂別有風致。
　　元明清時期，槐樹作為行道樹雖仍有所見，但大多數地方已經被柳樹所代替。
　　清朝末年，陝甘總督左宗棠修筑了從臨潼到玉門關的大道，后又直通至迪化（烏魯木齊），道路兩旁全都種植柳樹，時人寫詩說：“新栽楊柳三千裡，引得春風度玉關。”綿延幾千裡的大道上柳樹成蔭，頗為壯觀。
　　行道樹的管理與維護
　　早在周代時，已經指定專門官員負責行道樹的種植和管理，稱“野廬氏”。此后兩千多年，行道樹的種植工作一直在政府的領導下進行。
　　秦漢時期由將作少府（漢景帝時改為“將作大匠”）負責行道樹的管理。唐代則有虞部郎中負責管理京城林木。明清時期，掌管栽培樹木的機構是“林衙署”。這些機構負責行道樹的栽種和維護，行道樹死亡或損毀，馬上進行栽樹補種。
　　除了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政府也鼓勵民間種植行道樹。隋煬帝為了動員百姓在運河兩旁植柳，凡是在河堤上植柳者，成活一棵即獎勵絲絹一匹。宋太祖時期，四川彭縣知縣辛仲甫鼓勵百姓栽種柳樹，解決了居民夏天無處納涼的困境。當過泉州知州的蔡襄也曾帶領泉州百姓種植了七百多裡的鬆樹。對於政府官員來說，搞好行道綠化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德政。不僅會受到皇上的嘉獎，還會得到當地百姓的高度評價，甚至立碑，世代得到老百姓的稱頌。
　　相反，砍伐行道樹的舉動一般會受到嚴格限制。唐朝貞元年間，度支部門打算砍掉兩京道路的槐樹用來造車，結果遭到縣尉張造的極力反對，最終使得度支部門不得不放棄了這一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