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訓家規中的讀書傳統
家訓家規中的讀書傳統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華民族有著崇尚讀書的優良傳統。自古及今，“讀書”始終是貫穿中國家文化的一條主線。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古代，讀書求學是考取功名、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隋唐以后，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科舉考試成為朝廷選拔官員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杠杆。無數貧寒子弟懷揣“知識改變命運”的理想，孜孜不倦，皓首窮經，隻為實現心中的那個“登科夢”。因此，中國傳統家訓非常重視讀書一事。南宋陸游《放翁家訓》強調“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清代馮班《家戒》亦雲“儒者之業，莫如讀書。”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讀書並非隻為追求功名利祿，從更深層來講，它催生了尚學尚讀的文化自覺。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讀書是獲取知識、增長見識的重要手段。這可以算作讀書最基礎的一個功能。《顏氏家訓》專設“勉學”篇提倡讀書治學，稱“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顏之推把讀書視為一項生存技能，“涉百家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而那些不讀書而又增長見識的想法，跟“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沒什麼區別。明代蔡清在《書誡五條》中也強調讀書時要懷著“取而用之”的態度，反對形式主義的讀書。清代高拱京在《高氏塾鐸》中強調“多讀一歲書，多一歲之受用﹔多讀一月書，多一月之受用”。長此以往，“言辭自然雅馴，禮節自然閑熟”。他認為“祖父多遺我十畝田，不如多送我讀一歲書也”，把讀書視為比田產更珍貴的遺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讀書是立言立行的重要基礎。《顏氏家訓》稱讀書在於“求益”，即增進學問，彌補自身的不足。讀書在於“利行”，讀萬卷書，而后行萬裡路。因此，顏之推嚴厲批評那些讀些書就夸夸其談、賣弄學識之人，稱其為“以學自損，不如無學。”明代徐學周在《家訓》中以犀利的筆觸寫道：“人不讀書，禽獸何異？讀不識字，不讀何異？”清代張英《聰訓齋語》亦以“讀書者不賤”律身訓子，認為隻要能夠讀書，德行溫和，行事正當，即使是貧寒之人也不會被輕慢。
“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是修身明理的重要途徑。明代龐尚鵬《家規》認為“以古人為鑒，莫先於讀書”，並強調“學貴在變化氣質”，並非隻為“獵章句”“干利祿”。而變化氣質的關鍵在於根據性情偏失，通過讀書使之歸正，“輕浮則矯之以嚴重﹔褊急則矯之以寬宏，暴戾則矯之以和厚，迂遲則矯之以敏迅”。清代孫奇逢《孝友堂家訓》強調“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為明道理、做好人”。他認為道理不明，惰與傲的習氣不消除，“好人”終究難以做成。通過讀書，每日琢磨領悟，堅持不懈，“心志自是開豁，文採自是煥發，沃根深而枝葉自茂”。徐學周也指出讀書成名非求溫飽，而是為了修德、報國。他勸誡子孫要傳遞書香，萬不可墜入“黷貨賄”“廁權門”的深淵。
古人崇尚讀書的風氣，還培育出了愛護書籍、敬惜字紙的傳統。元代鄭文融訂立了“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至散逸”的家規，甚至將賣書、借書視為不孝之舉。龐尚鵬視書籍為“人家命脈”，要求子孫登記在冊，定期晾晒，妥善保存，不得散失。裱糊門窗、包裹物品亦不許使用有字的紙張。這種對於文字、文化的敬畏，構成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保障。
以家庭為載體的讀書傳統，不僅構建了知識傳遞的精神血脈，更在歷史長河中形塑了中華文明的倫理根基和價值體系。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傳統讀書精神面臨新的考驗，但倡導讀書亦是文明社會的風尚。我們要堅信，讀書所帶來的那種精神上的豐盈是任何物質所無法衡量和替代的。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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