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官要看長相
古代做官要看長相
在中國古代社會，官員的選拔標准不僅關乎學識、能力與道德，更與相貌息息相關。
從原始部落的氏族首領到封建王朝的科舉制度，容貌可以說是權力場中隱形的“敲門磚”。這種“以貌取人”的傳統，既源於對“天人感應”的信仰，也受到社會等級觀念的深刻影響，其演變歷程貫穿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政治文化史。
原始社會時期，氏族首領的外貌特征往往被賦予神性。據《史記》等史書記載，堯“眉分八彩”，舜“雙目重瞳”，禹“耳有三漏”。據《大戴禮記》記載，堯帝時期已出現依據容貌設官授職的現象。到了夏商周時期，在祭祀活動中，主祭者的儀態容貌需符合“威儀”特征，以彰顯與神靈溝通的資格。例如商代巫師需身形高大、面容肅穆，以此強化神權與王權的統一。
周朝禮制將“威儀”納入貴族教育，《禮記》強調“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容貌舉止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
漢代察舉制雖以德行孝廉為名，其實也暗含了對外貌的篩選。西漢時期的薛宣因“儀表堂堂”而官至宰相，他的政敵申咸因被毀容反而斷送仕途，揭示了容貌對官運的直接影響。魏晉時期，門閥士族壟斷官職，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更將“容止”列為考核標准，世家子弟需兼具才華與風姿，“竹林七賢”的嵇康因“龍章鳳姿”名動天下，其容貌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資本。據《世說新語》記載，曹操因“姿貌短小”遭匈奴使者輕視，於是命崔琰假扮自己接見，足見時人對儀表的極端重視。
唐代科舉首創殿試環節，唐太宗曾直言：“進士科取人，以體貌豐偉為先。”宋代沿襲此風，北宋禁軍選拔標准嚴苛，需“豹頭環眼、燕頷虎須”，林沖、秦明等文學形象的原型都是大帥哥。殿試時，宋真宗因晏殊“神氣不懾”擢其為狀元，而鐘馗雖才華橫溢，卻因相貌丑陋被剝奪功名，最終撞柱而亡。北宋王安石推行新政時，反對派以其“蓬首垢面”攻擊其德行，蘇洵更在《辨奸論》中將其邋遢形象與“大奸”挂鉤，可見容貌甚至能左右政治斗爭。
到了明代，內閣選拔有三條潛規則：進士出身、官話流利、國字臉。萬歷年間首輔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時，特意挑選“儀容端方”的官員充任要職，以強化威儀。清代將面貌考核推向頂峰：雍正通過“履歷片”批注官員相貌，如評王勛“小白胖子”、楊鐸“似太監”，直接決定其仕途﹔乾隆創立“大挑”制度，以“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字標准篩選士人——圓臉、方臉者等授知縣，尖臉、歪臉者直接淘汰。閻敬銘因身材矮小、雙目高低參差不齊，在“大挑”現場遭親王呵斥驅逐，后雖憑才干做到了戶部尚書，仍被視為特例。
其實古代對官員容貌的苛求，本質是維護統治合法性的手段。比如帝王將“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視為天命所歸，劉邦的“隆准龍顏”、朱元璋的“奇異骨相”被塑造為“龍顏”，官員的端正容貌則象征王朝氣象，這是一種政治象征。另外，儒家認為“相由心生”，雍正在處決查嗣庭時，以其“狼顧之相”論証其“心術不正”，將外貌與道德強行捆綁，通過容貌差異強化“君子與小人”分野，這也正是強調政治秩序的需要。
從堯帝的“以貌設官”到清代的“八字挑人”，古代選官用官的“以貌取人”，是權力異化的體現，與我們當代“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用人觀大相徑庭，也正是我們應當摒棄的。
□陳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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