濃墨重彩的作家情懷
濃墨重彩的作家情懷
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中，趙瑜的創作始終以深刻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洞察力著稱，他的作品既扎根於現實土壤，又充滿知識分子對時代與人性的思考。趙瑜的作品中，知識分子與工人階層的互動常呈現出一種默契，這種融洽關系並非源於刻意的美化，而是基於對彼此生存狀態的深刻理解。
趙瑜的創作實踐，為當代文學提供了彌合階層裂痕的范本，他拒絕將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作為被觀察的“他者”，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介入其生活。例如，在報告文學《馬家軍調查》中，他既批判體育體制的異化，又以平視的視角記錄運動員的掙扎與夢想，展現了知識分子對基層群體的尊重與共情，這種敘事摒棄了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轉而以伙伴般的姿態融入被書寫者的生活場域﹔在紀實文學《長城小張》中，更是寫出了工人階層張選一家和太原市南華門胡同的知識分子階層親如一家、水乳交融的情景。這種書寫方式，既是對“工農階層”主體性的肯定，也暗示了知識分子與工人群體在精神層面的同構性。
同時，趙瑜的語言具有明顯的在地性，其文字常融入方言俗語，讓讀者很有代入感，實現了對知識分子的角色重構。在趙瑜的筆下，知識分子不再是啟蒙者或批判者的單一形象，而是與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共同構成社會生態的有機部分。這種角色轉變呼應了當代社會的復雜需求：一方面，知識分子需以謙遜姿態傾聽基層聲音﹔另一方面，工人和農民群體的話語權通過文學書寫得以彰顯。例如，他在報告文學中記錄的工人故事，既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也為公共討論提供了鮮活案例﹔他在非虛構作品中記錄的農民的奮斗史，也超越了鄉村地域文化范圍本身，折射成為小人物頑強向上挑戰命運的生動圖景。這種雙向互動，為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社會關系提供了文化路徑。
趙瑜的文學創作實踐，展現了一位作家如何以文學為媒介，架起知識分子與工農階層的情感橋梁。他既未沉溺於知識分子的精神孤島，也未陷入對底層群體的浪漫化想象，而是通過真實、平等的敘事，揭示了不同群體在時代洪流中的共生關系。
比如趙瑜在《長城小張》裡描寫道：“家家戶戶都有管道、電線、網絡，跑冒滴漏毛病特多，電話一來，小張一去，短平快手到病除。《黃河》雜志編輯部小周和創聯部珊珊兩位女士，總是開心地叫他‘萬能小張’。”“小張留用下來，煩惱雲開霧散。他度過廢除鍋爐這一關，說到底，還是自己踏實肯干造下了福。他從來不會花言巧語，幫助人家辦喜事，不會說好聽話﹔幫助人家辦白事，也不會說安慰話，隻會埋頭去做，累極了還不會說一句抱怨話。小張也加深了對作協的一片深情，直把南華門胡同當成了自己家。”
上述兩段，描寫了大家在時代變遷的洪流中共同拼搏、一起奮斗、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趙瑜的這種寫作姿態，不僅拓展了報告文學的邊界，更為當代社會提供了彌合階層裂痕的文化啟示——真正的融洽，源於對人性復雜性的共同認知與尊重﹔同時，他還透過工人階層張選的視角，描摹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日常的生活狀態。他的文字既彌合了底層人群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縫隙，又寫出了普通基層民眾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喜愛和尊敬之情，也間接地描繪出作家為人民寫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神風貌，寫出了濃濃的作家情懷，體現出趙瑜借由文字所傳遞出的獨一無二的精神氣質與價值追求。
趙瑜對鄉村的描寫就像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一般，他筆下的鄉村給人的感覺是舒服的、閑適的、順氣兒的，雖然貧窮落后，但是依然有一種頑強向上的生命力、有一種原始粗獷的拼搏感，讓農村人讀來也感覺熱血沸騰，心靈不由自主地為之一顫﹔讓城市人讀來也會覺得這個窮鄉僻壤竟然有這麼多精彩的人物和故事，不由得平添一種敬佩之情。趙瑜的語言和細節描寫給殘敗破落的晉北農村裝飾了一抹豪爽之氣和俠義之風，有一點類似於武俠小說的那種風格和樂趣，讓我們感覺在冰天雪地的山村裡依然飄蕩著縷縷炊煙，在炊煙籠罩下的小屋裡，人們圍坐在熱氣騰騰的火爐旁，歡聲笑語溫暖了光禿禿的山川。
總之，趙瑜的創作主題具有超越性，無論是對體育體制的批評還是對歷史人物的解構，乃至展示鄉村人物的奮斗史，其核心始終指向人性關懷。這種普世價值的強調，消解了階層對立的二元框架，凸顯了人類經驗的共通性﹔同時他還給鄉村書寫提供了一種共情的新范式，延展了鄉村書寫的寬度和廣度。
呂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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