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馳的時代裡，不要始終奔跑，給心靈留一點時間去散步——
對話蘇童：文字是心靈的剎車片
疾馳的時代裡，不要始終奔跑，給心靈留一點時間去散步——
對話蘇童：文字是心靈的剎車片
蘇童簡介
中國當代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其作品《妻妾成群》《紅粉》等先后被改編成《大紅燈籠高高挂》《紅粉》等影視作品。短篇小說《茨菰》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河岸》獲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杰出作家獎，長篇小說《黃雀記》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2025年3月，長篇小說《好天氣》首發於《收獲·長篇小說2025春卷》。
5月10日上午，首屆“名作欣賞杯”全民閱讀書評大賽優秀作品發布系列活動在太原舉辦。活動間隙，記者採訪了大賽終評委代表、著名作家蘇童，就最新發表的長篇小說《好天氣》、寫作與閱讀中的體會，以及對山西文學的感受等話題展開交流對話。
“最偏愛剛出生的孩子，這是一種父母心態”
記者：自2013年《黃雀記》問世並榮膺茅盾文學獎之后，這12年您沒有再推出新作。今年4月，給廣大讀者帶來了沉甸甸的長達47萬字的《好天氣》，單從篇幅體量上看，足以稱得上是重磅之作。您過去曾說，喜歡自己最新發表的作品，那麼現在最喜歡的就是《好天氣》了吧？
蘇童：這就像一個人有很多個孩子，最偏愛的就是剛出生的孩子，這是一種父母心態。我“生”這個孩子（指《好天氣》）用了11年的時間，11年一般人都“生”四五個了吧（笑）。對我來說，寫作這個事情跟體力是有關系的。在年輕的時候，不會用11年去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從2013年開始寫《好天氣》，一直寫到去年12月才交稿的。
記者：您素以輕盈靈巧的中短篇寫作見長，以往的長篇大多在20萬字上下，《米》不到15萬字，《黃雀記》也不過25萬字左右。這一次《好天氣》似乎是憋足了勁，據說這部小說的初稿有百萬字之巨，幾經刪減才壓縮到了現在這個規模。您以前說過自己更喜歡創作短篇。那麼這次花11年寫這部長篇，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蘇童：寫短篇比較享受，因為完成了一個作品的愉悅感、情緒價值會很高，比如你一年寫10個短篇，可以產生10次甜蜜和滿足。但一部長篇小說一寫就是十年，就像是一座大山壓在你頭上，這個過程很艱苦，直到寫完了才如釋重負。當然這種愉悅感、價值感是不一樣的，這個時候會產生自我感動，心想我怎麼可以花這麼長時間寫一部小說。
記者：《好天氣》講述了同樣叫作“招娣”的兩位母親，在同一天同一家醫院分別生下了一個男孩和一對龍鳳胎，由此展開兩家宿命般恩怨糾結的故事……那為什麼說是“一首獻給中國郊區的挽歌”呢？
蘇童：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城市與鄉村結合的地帶，那也是很像我小時候出生的那個地方，展現了社會工業化的進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工廠開始沒落，郊區開始沒落，直到漸漸消失。在上個世紀的郊區，特質是很明顯的，街道上有一堵牆，牆內是城鎮生活，牆外突然就是農田了。就是在這樣一個城郊接合部，呈現出兩種文明——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這二者之間有沖突也有交會，展現出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會變遷，所以我說從某種意義上，這個小說是獻給中國郊區的一首挽歌。
“用女性題材的盒子來裝人際關系的故事”
記者：在《妻妾成群》發表的時候，您隻有26歲，當時為什麼會構思這樣的一個故事出來？
蘇童：我寫這個故事，其實寫的是人際關系。我小時候住的那條街上，流傳著所謂的一夫多妻這樣舊式家庭的故事。比如聽說某戶人家在舊社會有好幾個太太，現在新社會了，就跟著現在這一個（太太）生活。因為有這個由頭，后來構思了這個故事。用古代的盒子裝現代的故事，或者是用女性題材的盒子來裝人際關系的故事，基本上，我的小說創作都是這樣的考量。
記者：在您的文學作品裡，很多女性都是在自己的命運中沉浮掙扎，甚至是絕境求生，當年也被翻拍成多部影視作品。那麼近年一些影視作品《出走的決心》《好東西》走紅，還有一些電視劇都是在寫“大女主”的故事，您怎麼看待現在文學或影視作品中出現的女性角色？
蘇童：女性主義題材，這是近10年來較熱的話題。其實，以前的文學藝術作品也有這樣的“大女主”——比如電影《李雙雙》《五朵金花》中的主人公，都是體現女人能頂半邊天的題材。只是當時沒有“大女主”這樣的詞來形容。電影《好東西》我看過，我挺喜歡。影片從故事的表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突出女性的自主自立自強。
記者：《黃雀記》通過“香椿樹街”來表達一種寓意。“香椿樹街”似乎是一個符號，在您其他作品中也出現過這樣的地理空間，這條街對您而言，是否已變成某種特殊意義？
蘇童：從我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香椿街就開始作為一個地標出現了，其實當時我還沒見過香椿樹。蘇州的那些老街道，非常狹窄，樹很少。不像太原市有寬闊的街道，種著槐樹、柳樹、銀杏樹，蘇州的樹都長在自家院子裡。我內心深處很希望有條種著樹的街。在小說裡，我就給它起了名字叫“香椿樹街”。
“閱讀，在當下看來似乎沒用，但終究是有用的”
記者：去年在“與輝同行”直播間，您和作家余華、《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一起談與《收獲》的故事。在直播間感受到粉絲們很熱烈，您是不是覺得嚴肅文學在當代也是有市場的？
蘇童：直播間裡，大部分是董宇輝的粉絲，當然確實也有一部分是《收獲》本來的讀者，大家也懷著好奇來看看我們聊什麼、聽聽我們侃大山。通過直播和短視頻的這種方式來介紹自己或者介紹文學作品，這是一個好的方式。比如過去我們對圖書做宣傳，要跑書店搞簽售，開各種座談會，成本很大，過程很繁瑣，但效果不一定好。現在是短視頻的時代，宣傳一本書，有熱門的博主來推薦，效果遠遠高於你很辛苦地去“跑十個碼頭”。而且讀者也能通過快速的方式，足不出戶了解到最新信息，對於閱讀的宣傳和推廣肯定是有好處的。
記者：剛剛在太原舉辦的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上，山西作家現身說法談閱讀，也向讀者們推薦閱讀書目。如果當時您在現場，會和讀者們分享哪些書籍呢？
蘇童：對於閱讀，每個人的訴求是不一樣的。我覺得要分專業讀者和業余讀者，給他們推薦的書目是不一樣的。我不強求非專業讀者一定要讀嚴肅文學、純文學，如果你喜歡看穿越、武俠啊，我覺得都可以，隻要能從中學到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就好，比如有些人看戲都能學到人生哲理，這也是好事。對於專業讀者，我主張要讀中國經典文學，從中國古典文學到近現代文學，一直看到當代文學，這個讀經典的過程一定要有的。
記者：在近二三十年，社會發展進步快，時代的變革非常迅速。當前，在整個社會營造“全民閱讀”“書香建設”的氛圍中，反而是讓我們慢下來去體會閱讀的“慢時光”，您是怎麼看待這種“快”與“慢”的？
蘇童：過去我出差在外想讀10本書，箱子裡就得帶10本書，多不方便，但是現在一個閱讀器就夠了，這是時代發展、社會變革的好處。如果生活便捷了，我們就不讀書了，那麼生命裡就缺少了精神的力量。比如，在火車上你看到一位臨窗讀書的少女，會覺得很美好很有詩意，但如果那個少女在那兒刷手機，就會覺得沒有美感了。我覺得，時代的發展就像一匹馬，但不能是一匹野馬，還是要有騎手的。人不要老是在奔跑，得給自己留下一點散步的空間。哪怕你是為生存疲於奔忙，但你隻要識字，有點文化，每天15分鐘的閱讀時間總是有的。隻要你保持每天15分鐘的閱讀，那對人生絕對是有益的。有人會問閱讀到底有什麼用，當下可能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未來一定有用，而且終究是會產生大作用的。
“山西方言在文學中的運用，會使作品產生質的飛躍”
記者：您是蘇州人，江南的文化和天氣在您的作品裡體現得非常深刻。有一種說法是讀蘇童的小說，像淋了一場南方的梅雨一樣。您自己也表達過“故鄉，就是在文字裡的一種潮濕的味道”。那麼現在看來，您對故鄉蘇州的印象還是像過去那樣潮濕嗎，有沒有新的變化？
蘇童：對故鄉的記憶，基本上是很多作家寫作的資源。梅雨季節那種濕潤的感覺，已經生長在我對於故鄉的記憶裡了。讀者覺得我的小說裡，季節永遠是梅雨季節，街面上永遠濕漉漉的。其實蘇州也有大晴天的，就算現在氣候比以前干燥一點，城市的建筑也已經改變，但無論發生什麼樣的改變，都不能改變我對故鄉的原始記憶。它不是一個地理地貌上的記憶，而是一種情緒記憶，這種情緒記憶是非常牢固的。
記者：我們北方的天氣比較干燥，帶著黃土高原的泥土味道。山西很多本土作家，也會把地域特色寫進自己作品裡，您對山西文學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嗎？
蘇童：印象當然深刻，趙樹理就是山藥蛋派文學的代表，鄉土對於山西文學來說是一個深刻的情結。山西這個地方是文學富礦，好幾代的山西作家都在寫山西，而且好幾代的山西作家都喜歡用山西方言寫山西。山西方言在文學中運用，可以使作品產生質的飛躍，十分奇妙。方言是這片土地上滋生出來的，當你使用方言表達的時候，會覺得我在土地之上，我在鄉土之上。你能不能把讀者帶到你那個村子裡，帶到你那個鎮上去，帶到你所謂的那片屋檐下去，你的語言非常重要。
記者：相比較而言，南方作家很少用方言寫作。
蘇童：在中國，我們的普通話是北方語系，北方作家比較喜歡用方言寫作，因為怎麼寫，讀者都會讀懂。南方作家用方言很少，比如我是蘇州人，我們的方言是吳語，寫出來別人也看不懂。你看張愛玲年輕時候注譯過《海上花列傳》，是用上海話和吳語寫的，北方人就看不懂，所以就會有局限的地方。
記者：您如何看待當今中國文學在國際文化傳播方面產生的作用？
蘇童：20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西方對東方都懷著好奇心，對中國文學也有一種“獵奇”心理，就是想看看中國作家究竟在寫什麼，會怎樣表達自己的社會。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漸漸深入，西方也越來越了解我們，這種好奇消失了。現在相對來說，國際上對中國文學的關注顯得更加平等和純粹一些。這種視角就如同，一個作家會看另外一個作家在寫什麼，作品中會關注什麼。所謂的文化自信，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的。隻要你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歷史，就應該自信，這是流淌在身體裡的民族血液。當文學的“東方熱”過去后，我們中國作家現在就是在用作品說話，看你文學的價值在哪裡，看你的故事能不能打動人，這才是文學作品本身真正的意義和作用。
本報記者楊凌雁
記者手記
1980年《名作欣賞》雜志創刊，這一年，蘇童從蘇州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就讀。作為一名閱讀愛好者，蘇童清晰地記得，一走進學校圖書館，期刊閱覽架上最醒目的地方就擺放著《名作欣賞》。
2025年5月，首屆“名作欣賞杯”全民閱讀書評大賽在太原舉行。作為本屆大賽終評委代表，作家蘇童和青年書評者及讀者們分享了自己45年來閱讀和創作的體會。他說：閱讀是創作的“恩典”，這份“恩典”是有光的，它不僅照亮了文學本身，甚至照亮了生命的本質。
在對話中，蘇童提到自己“在20世紀90年代，曾蝸居在南京一座破舊的小樓裡，每日就是平靜地讀書、寫作。”平淡的生活中，作家沒有放棄過對文學的熱愛。在這座小樓上，他完成了《妻妾成群》《米》《紅粉》等一系列著作。正是蘇童所感慨的——時代發展得再快，也要做一個騎手，有奔跑，也有散步。在閱讀中尋到自我，在文學中尋找答案。
一個作家的11年，可以是一部47萬字的長篇﹔一個閱讀者的一生，會擁有美好而厚重的人生況味。在全民閱讀的時代裡，文學不會過時，更不會消失，而且必將帶給我們源源不絕的精神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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