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趙樹理先生
致趙樹理先生
我現在就在您的家鄉，沁水縣的尉遲村。它坐落在大山裡一片相對平緩的山坡上，西靠大凡山和鳳凰山，東有沁河水流過。我回首眺望，紅瓦白牆的房屋高低錯落，熱鬧的春意擠滿了院落和村巷，怒放的桃花和丁香溫婉了村庄的灰暗與冷清。村裡的人說，您把尉遲村裡的人、事留在書裡，您把沁河兩岸的人、事都寫活了。您知道，變換的是沁河兩岸的四季風光與風物民情，而永遠不變的是土地上的人和世道人心。村頭尉遲門不遠處展廳前的鬆柏林蔭裡，立著一座座書一樣的黑白相間的紀念碑，《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庄的變遷》《三裡灣》《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真的，猶如一座又一座文學的豐碑，屹立在沁河兩岸的大地上，屹立在中國北方農村的大地上，屹立在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遼闊森林裡。陵園兩旁鬆柏間的一塊塊碑石上，黑白分明地鐫刻著眾多名人名家對您的著作贊譽的文字。面對眾多的權威和大家把您捧為“方向”“旗幟”和“道路”時，您的內心世界裡恐慌不安。您說：“我個人覺得有拔高的意思，怕影響不好。我並不是什麼大作家，不過是為農民說了幾句真話，是個擺地攤的，去奪取農村封建文化陣地。”
那個外牆厚重的小展廳吸引著前來拜謁的人們。一走進那深褐色的大門，肅穆庄重的氣息就從四面緩緩散發出來。您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以及與黑暗抗爭的艱難探尋，還有那些風光歲月，引起了后生晚輩的駐足觀望，沉思遐想。那些照片裡的您，總是身穿棉袍，頭戴氈帽，兩手袖在一起，像個鄉村裡的會計或教師，過著極簡而清淡的日子。1947年1月，一位叫杰克·貝爾登的美國記者來到邊區要採訪您。他說：“你的作品印過很多版，發行量非常大，稿費收入一定很可觀，如果在美國，你會成為富翁的。”您說：“我的書出過多少版，我也不知道，至於版稅稿費，我沒有得過，也不去討要，我是不談稿費的。”《三裡灣》寫完之后，幾家大出版社都來“搶”稿，但您都婉言拒絕，把稿子交給了小小的通俗讀物出版社。那些大出版社不理解，問道：“這個出版社名氣小，規格低，稿費少，為什麼偏要把稿子送給他們出版呢？”您說：“我不管這些，我隻知道這個小出版社是專門面向廣大群眾的。沖這一點，我就決意要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送給它。至於稿酬高低，那更無所謂了，我倒是希望付給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為稿酬低了，書的成本就低了，定價也就相應的便宜了。這樣一來，不就減輕了群眾購書的經濟負擔麼！”您的這一招還真的惠及了廣大讀者，特別是廣大的農村群眾，而且激發了一些農村青年文學創作的熱情，當年的陳忠實正是其中之一。《三裡灣》是陳忠實平生讀的第一部文學作品。讀完后，他竟然拿起筆寫出了平生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以致后來寫出了“墊枕”的《白鹿原》。直至2015年他仍回憶說：“我隨之把趙樹理已經出版的小說全部借來閱讀了。這時候的趙樹理在我心目中已經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我人生歷程中所發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這時候，就是趙樹理。”
這裡就是您的故居，您的祖屋。這座清朝的老院是有些灰暗、蒼老、落寞和斑駁。二樓的木質門扉緊閉，通向它們的樓梯亦是暗淡發黑，仿佛古書的樣子，猶如歷史的顏色，歲月滄桑，時光在它們身上留下溝壑斑駁。您曾經在這個老院裡爬上爬下，看略懂中醫的父親趙和清燒香供燈，吃齋念佛﹔迎接不沾煙酒、不吃蔥蒜的舅舅，給您講敬惜字紙的故事。您更多的時間是和母親種地收糧、挑水喂豬。您從小就喜歡上黨八音會、盲人說書、上黨鼓書、上黨梆子、民歌、民謠這些尉遲村土生土長的民間文藝。當然，這裡也保存著您始終追求並向往的夫唱婦隨、生兒育女的溫馨而清簡的生活。馬素英和關連中都是尉遲村典型的賢妻良母，給了您無限的家的溫暖與避風港的撫慰。您也始終是一個很認真、很固執、很倔強的人，一個嚴格要求自己、個性鮮明的人，一個不隨波逐流、不看風使舵、不粉飾太平的人。您說過：“我們應當實事求是，根據群眾的思想狀況做細致的工作，否則會造成無窮后患。”
我看見老院中央的那棵梧桐樹，高大，修長，繁密茂盛，那麼充滿力量地綻開了嶄新的春意，綻開了生命的不屈不撓和精神的寬闊綠蔭。我忽然想起了老舍夫人胡絜青歸納老舍和您相同之處的話：“……他們熱情、慷慨、豪放，像一團火﹔他們幽然，都是說笑話的能手，幾句話，就能把大家樂得前仰后合，自己卻一點也不笑﹔他們都很謙虛，但在原則問題上眼睛裡不揉沙子。對待自己非常嚴格，在生活上嚴肅，過著異常簡朴甚至有點古板的生活。”想起了日本學者竹內好的話：對中國現代文學最有代表的兩種影響，“一種是茅盾的文學，一種是趙樹理的文學。在趙樹理的文學中，既包含了現代文學，同時又超越了現代文學。”是的，您是一位融農民、革命者、知識分子於一體的作家，把中國鄉村倫理作為基礎，創造了一種古典文學、民間文藝、西歐現代文學、左翼文學，都在以傳統文化為中心的高度融合的、“完美”的“趙樹理文學”。
如今，這棵“趙樹理文學”的參天大樹，正在蔭庇著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輩。“趙樹理文學”再次印証了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所說的話：“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能夠依賴自身的痛苦或歡樂而偉大，他隻有植根於生活、時代、人民之中，才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這也就是說，隻有個體實踐本身作為社會實踐的表現、組成部分和濃縮，它的社會意義才能存在。”
馬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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