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高奢定制”
古代文人的“高奢定制”
在當今時尚界，高級定制服裝可謂是時尚的“最高境界”。而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綺麗長卷中，歷代文人對於“文房四寶”的講究，同樣達到了“高奢定制”的境界。
筆、墨、紙、硯在文人墨客手中躍動，不僅僅是書畫用具，更是他們精神世界的縮影，演繹了一段段風雅傳奇。
毛筆分硬毫、兼毫、軟毫，筆頭多由動物毛制成，如羊毛、黃鼠狼尾毛、山兔毛、石獾毛、香狸毛等。古代文人所用的硬毫筆，大多以紫毫為主要原料。紫毫是山兔項背之毫，因色呈黑紫而得名。這種筆彈力高，著墨勻，尤其能寫出大字的氣勢。然而紫毫難得，在古時價值堪比黃金。唐代詩人白居易曾作詩贊美:“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州之人採為筆，千萬毫中揀一毫……每年宣城進貢時，紫毫之價如金貴。”生動描述了紫毫筆制作之精，身價之高。
不過要說比紫毫更加“高奢”的毛筆材質，或許是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鼠須筆。《法書要錄》記載，王羲之用鼠須筆揮洒出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鼠須筆據傳是以老鼠或鬆鼠的胡須制成，其銳利與堅韌足與鬃毫媲美。盡管鼠須筆的具體制法已消逝於歷史的塵煙，但這一獨特的制筆材料，彰顯了古代文人的極致追求。
傳統的制墨工藝包括燒鬆取煙、和膠調墨等過程,墨的黏度取決於墨的水分及膠的成分，其濃淡干濕會直接影響書寫效果，也間接反映了文人的性格與審美。
《述古書法纂》記載:“邢夷始制墨，字從黑土，煤煙所成，土之類也。”傳說周宣王時期，邢夷首次將木炭粉末與米粥攪拌，創制出最原始的墨餅，為書寫提供了更為精准的表達工具。
在陝西千陽的古老鬆林，漢代人發明了鬆煙墨，開啟了人工制墨的全新篇章。魏晉南北朝，韋仲在墨中融入中草藥，創造出香氣四溢的“香墨”，不僅防虫防霉,還大幅提升了書寫的延展性和滲透性。明清兩代，曹素功、汪近聖、胡開文、汪節庵四位制墨名家相繼登場，閃耀歷史長河。
文人根據自身的審美情趣，自制、定制、題銘、珍藏的專用墨錠,成為頗具收藏價值的工藝品。由於是按需定版刻模、小批量生產，其煙料、圖案、花紋、做工都精致周到，又有文人親自參與，匯集了中國傳統繪畫、書法和雕刻技巧於一身，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大大提升了中國墨文化的內涵和品位。如北宋大文豪蘇軾與金華墨工潘衡一起制墨，給墨錠打上了“海南鬆煤”“東坡法墨”的印文，並在《書潘衡墨》寫道:“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
《文房四譜·紙譜》記述:“蜀人以麻，閩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麥面稻稈，吳人以繭，楚人以楮為紙。”展現了古人造紙材料的豐富程度與地域差異，以及古代造紙工藝的精湛與不斷創新。
唐代，精美絕倫的薛濤箋備受青睞。公元9世紀初，這種紅色的小幅詩箋誕生於成都郊外浣花溪的百花潭。據傳女詩人薛濤酷愛紅色，喜歡穿著紅衣在成都浣花溪畔流連，隨處可見的紅色芙蓉花常常映入眼帘，於是萌生了制作紅色箋紙的創意。薛濤箋具有長寬適度、便於題詩的特性，制作過程非常講究，在我國制箋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后歷代均有仿制。
唐代詩人李商隱《送崔玨往西川》雲:“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這種紅色小箋曾被薛濤用以寫詩與元稹、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等文人相唱和，因而名噪於文壇，自然也成了文人雅士爭相追捧的“高定品”。
硯台，亦稱研，初期的硯形態原始，到了漢代，人工制墨的出現帶動了硯台的發展，涌現出石硯、銅硯、陶硯等多種材質的硯台，並逐漸成為文人賞玩的一大“雅物”。
每個時代的硯，都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漢代的圓形三足硯，簡約而具有早期文化之韻。到了唐代，箕形硯成為常見樣式，體現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宋代文人將繪畫、書法、詩詞等藝術融入硯台，創造出“文人硯”的獨特風格。明清時期，硯台的工藝更趨繁復，明硯集宋硯工藝之大成，重視對形神的把握，整體風格簡約素雅;清硯的風格則與明硯截然相反，追求富麗華貴之態。
文人結合自身風格與用墨之需，定制專屬之硯，將個人感悟鐫刻於硯身，成為永恆的“硯銘”，引領一時風騷。北宋官員、書法家蔡襄曾得一歆硯，喜極而贊其“玉質純蒼理致精，鋒芒都盡墨無聲“。”高定達人“乾隆皇帝更是堪稱古硯大藏家，清內府藏硯眾多，《欽定西清硯譜》中收錄了自漢唐以來眾多名硯，勾勒出一部縮微的中國硯台發展史。
文房四寶的“高級定制”，無疑是一種生活的藝術化、藝術的生活化。正如寶劍寄托著英雄壯志，文房四寶亦承載著文人的情感與智慧，將這些有形之物賦予了文學、美學以及哲學更深的意義。
□陳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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